德鲁克的使命：由各种组织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
管理这一术语只是更多地跟私有企业关联在一起。许多人通常都会认为彼得·德鲁克的著述只涉及商业管理领域，其唯一的读者是企业主管而已。事实上，德鲁克的使命远比这要宏大，其所研究的主题包括了人类本性、善与恶以及存在的实际意义等重大问题。人们通常会忽视德鲁克著述中的哲学、神学以及道德成分，尽管事实上德鲁克自己经常会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内容的存在：
管理的环境和目的都是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由人组成的社区，因为工作的纽带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是家庭纽带以外最强大的纽带。也恰恰因为管理的对象是基于工作纽带、拥有共同目标而连结在一起的由人组成的社区，因此管理总是避免不了处理人性问题，也正如所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管理还需要处理善与恶的问题。我在做管理咨询师的过程中所学到的神学内容比我讲宗教课时还要多。
因为人是管理学永恒的主题，所以德鲁克主张，管理实践必须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健康的组织，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也因为管理是与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鲁克认为管理者必须不仅能够解决有关效率和利润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解决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严之类更宏大、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德鲁克之所以产生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这一观点，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背景。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一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阿道夫是一名政府官员，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母亲卡罗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同时还研习过医学。德鲁克家中的常客包括作曲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诗人以及其他知识分子。
18岁时，德鲁克来到汉堡，后来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国际法，同时还兼做证券分析师。1929年，他成为《法兰克福纪事报》旗下的一名金融记者，后来成为负责政治外交和经济新闻的编辑。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鲁克前往伦敦，担任一家银行的经济师。后来，他担任过几家英国报纸的驻外记者，1937年移民美国，开始了后来获得极大成功的写作生涯。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在该书中，他试图向人们解释纳粹极权统治（以及斯大林俄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德鲁克认为，极权主义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实现各自做出的有关经济平等的承诺。德鲁克描述过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这些意识形态能够给人们提供经济平等和自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表明，被德鲁克称为“世俗信条”的这两个意识形态，哪一个也解决不了当时德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经济人”这一理念，即通过物质繁荣（资本主义）或者是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的承诺来定义人的价值，如今已经没有意义了。结果，“在万般绝望中，民众去求助那个信誓旦旦地承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魔术师。”当理性系统无法奏效时，非理性承诺开始给人们带来一线存在尚有意义的希望。因此，欧洲拥抱了一个新的对于专制的信仰：德国的希特勒、俄国的斯大林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在实行专制。“经济人”被“英雄人”取而代之了；这一新“人”的主要特征是“他时刻准备着牺牲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坚持‘内在平等’——所有这一切都独立于他自己的经济地位。”
德鲁克总结说，要避免诸如极权主义这种非理性的解决方案，唯一的一个办法是创造一个基于自由和平等，但又不完全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自由和平等的有效运转的社会：
在由经济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残骸中，最终将会崛起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社会将会再一次努力实现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尽管我们尚不知道在未来的秩序中，哪一领域将会成为社会构成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肯定不是经济领域，因为以该领域作为基础已经不再有效了。这意味着新的秩序最终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因为，如果欧洲每一个团体都在基督教德行基础上追求平等和自由目标的实现的话，那么它也会致力于在构成社会基础的领域里实现平等和自由的目标。自由和平等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只能在那个领域被承诺...... 经济平等同样会变成可能，只要这种平等不再具有绝对重要的社会意义，只要一个新领域里的自由和平等将在一个新秩序中得到承诺。
尽管德鲁克描述了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定义人的存在所带来的种种局限，但是他尚未识别能够带来自由和平等的新“领域”。逐渐地，德鲁克开始将现代工业组织视为个人意义和社会地位的潜在来源。在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以及后来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46）和《新社会》（1950）中，德鲁克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工业公司里就业能够给人提供社会地位和意义，这种地位和意义不是简单地基于经济价值。现代公司能够给人们提供社区感和公民心态，同时还能给个人提供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敬。他意识到，围绕着流水线打转转的密集型生产工作场所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非人化的环境。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所扮演的工厂工人所表现出的那样，产业工人只不过是“完全标准化的、可以彼此交换的、失了社会地位的最低级别的劳动力，既无职能也无个性。”这样看待劳动力显然无法使得一个社会有效运转起来：
一个社会，除非它能够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合适职能，除非其决定性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否则是无法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前一个条件搭建起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社会的存在目的和意义。后一个条件影响着该框架内的空间，使得整个社会能够稳固下来，并且产生各类组织机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职能，那么它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而仅仅是一群具有社会性的原子，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在空中乱飞。更进一步，除非权力是合法的，否则的话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性组织；所存在的不过是一个社会真空，只是靠一种奴性或惰性而勉强维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