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达国家政府继续增加基础科研的投资，那么技术工人短缺造成的潜在产能的损失将尤为严重。正如主流经济学家的想法，为应对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大规模增加了研发支出。这些钱大多数花在高科技设备和研究人员工资方面，并立即发挥了刺激效果。通过对创新的鼓励，也极大增强了经济的未来增长潜力，但也使得本已稀缺的劳动力转为从事低技术工作的代价更高了。
反对移民的代价还不仅这些。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负有庞大债务和其他一些未来义务。这些负担来自三方面：全球萧条和税收减少所导致的赤字、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开支，对公民未来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的承诺。
这些承诺将非常难以兑现，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寅吃卯粮。在这种系统中，今天的税收被用来支付今天的退休福利，即今天的工人养今天的退休者，而今天工人的福利将由明天的工人埋单。只要每一代劳动人口都在增长，或者每一代人都比前一代人工资更高，这类体系通常可以运转良好。但在许多国家中，即将退休的一代劳动者数量将创史上之最，而负担其福利的这一代纳税人数量则较少，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平均负担将大于之前所有年代。
应付退休金和当前实际税收之间将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众所周知，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未来十多年内有破产的危险，但2005年美国的公共退休金支出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作为对比，很多欧盟国家的这一比例已超过10%，包括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希腊、波兰、德国、葡萄牙等国，最高的意大利已达14%。福利看起来将下滑，但削减福利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当前的退休者将抗议收入减少，而纳税人也将抗议政府为他们未来提供的福利比目前的退休者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