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法则，从来都是上行下效的。未到而立之年就做了中山大学第二任校长的米夫，以斯大林的信徒自居，在“清党”行动中，他对治下的中大采取高压政策。王明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大的清党，最终演变成一出“挟私仇报恩怨”的闹剧和悲剧。只要在历次斗争中与支部局结下怨怼的学生，几乎都被扣上托派之类的帽子，许多遭到格别乌的抓捕，下场悲惨。当然，这些被清除、被流放、被杀害的中国学生，只是苏联党内斗争的很小一部分。
到了1929年秋天，莫斯科中山大学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与国民党方面完全无关了。张闻天曾回忆道，到1930年暑假前清党才结束，七百多学生只有二百多人顺利通过，党员被开除党籍七八十人，团员大多数开除团籍，其余分别受警告、劝告处分。笔者想，中山大学这么多人是“反党”分子，斯大林一定极其失望。也就在这一年，联共（布）做出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的决定，寿命只有区区五年。显然，清党运动及其结果，是学校停办的重要原因。
所谓清党，本是党内“纯洁组织”的一种政治运动和组织措施。清除的主要对象是所谓阶级异己分子、敌对分子、骑墙分子、蜕化分子、官僚主义分子、道德腐败分子、党和国家纪律的破坏者以及老的孟什维克等等。从俄共（布）到联共（布），先后进行了五次全党规模的清党，时间跨度为1919年至1939年。前两次是列宁时期，属于俄共（布）：第一次清党在1919年3月至10月，规模不算大；接下来是1921年的清党，经过这一次清党运动，党员人数从1921年3月1日的73万，减少到1924年1月1日的47万，几乎减少了1/3。
与列宁时期“纯洁组织”的清党不同，斯大林时期的清党演变成了“清除异己”。斯大林有句习惯性的名言，是“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谁谁就完蛋”。在1927—1929年、1933—1934年、1935—1936年，斯大林主事的联共（布），又分别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清党。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做法，使清党严重扩大化。1936年联共（布）中央6月全会决定重新审查、纠正在清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废除定期的大规模清党。但人们哪里想得到，斯大林支配着一切，与他抵触即被视为异端，替代“纯洁党内组织”的，是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大肃反、大清洗，不仅党内，而且党外，尤其是当时的军队，都被大规模清洗，以致二战爆发时，苏军几乎找不到几个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了。
一部联共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手头有两本“老书”：一是由当时苏联历史学家集体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二是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译本为解放社1949年9月版），翻开目录，触目皆是“斗争”二字。尤其后者，第一章的主题词是“斗争”，最后第十二章的主题词仍是“斗争”，章中每节的小标题，更是“斗争”二字不计其数。权力运行的制度与环境、历史与理想，培养、发展、壮大了斗争思想、斗争哲学、斗争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