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如此—也可能是因为家族的张狂—最终还是无法说服维多利亚提升列昂内尔到贵族院。对于这种提升的流言早在1863年就开始流传，但宫廷里有一帮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怀有敌意的人，在阿尔伯特王子于1861年去世后，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这种敌意。在威尔士王子大婚的那段时间，夏洛特抱怨家族被排除在婚礼嘉宾名单之外。她苦涩地写道：“悉尼爵士尽管从很久以前就吃遍了欧洲大陆所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种节令的美味，也没有看不起我们的各种晚宴，但就是从不认为我们值得被宣进宫里。当可怜的王子在世的时候，他敬爱的爸爸还向他提过，但是很可能被遗忘或者是遗漏了。现在，也没有人打算去麻烦女王陛下。”宫里的另一个敌人就是斯宾塞爵士，他建议王子和公主不要出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舞会，因为“王子只应该驾临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任何问题的家庭”。“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非常富有的家族，”他补充道，“但他们只是因为财富的缘故，或者是他们生养的第一个女儿很偶然的美貌才获得了他们的地位。”王子的私人秘书弗朗西斯·科诺里爵士也持否定态度，他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主子的亲密关系也给出了不合适的说法，而女王的侍从武官阿瑟·哈丁觉得有必要安排俄罗斯皇室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为对罗斯柴尔德“用希伯来黄金打造的金碧辉煌”的晚宴“的更正”。威尔士王子很显然顶住了这些压力。当纳蒂和阿尔弗雷德在1865年出席了一次皇家招待会后，夏洛特用胜利的语调报告：
王子非常亲切，与通常的时候一样，满面笑容并与我们一一握手—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和善和热情。让他们觉得脸上有光的是他对悉尼爵士的斥责，后者是一位优雅的绅士，却是一位仇恨犹太人的人，他称呼纳蒂为罗希尔先生—“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从他的金口里说出来的正确叫法。
另一位在此期间友好的同盟是艾丽夫人，她在1865年邀请纳蒂、阿尔弗雷德、费迪南德和伊夫琳娜参加威尔士王子和公主所举办的精英舞会。
但无论是她还是朝廷未来的继位者，都没有处在可以影响女王的皇家爵位事务的位置。维多利亚还不情愿“将一个封号和荣誉正式授予犹太人”，这个消息早在1867年就由迪斯雷利转告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应该强调，列昂内尔并不想从迪斯雷利那里接受一个爵位。“我们的朋友（查尔斯·维利耶尔，代表沃尔汉普顿的自由党下院议员）很好地在报告里设计了一段有关我升任贵族的段落。”他在1868年3月给他妻子的信中这样说道， 一切如常，自由党想自己把一切都揽下来……他不可能理解—甚至他们所有人都不能—帕默斯顿夫人说的，我不会接受现任政府的任何恩惠。他们所有人都认为迪斯雷利对我们怀有很大的感恩戴德之心—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闭嘴，随他们怎么去想—听到他们的一派胡言我只会觉得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