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盛气凌人地对待属下的情况愈演愈烈。在1905年，迈耶·卡尔听说阿尔弗雷德正“变得让员工前所未有地难以忍受，而且对待那些在公司服务了30多年的人就像对待办公室的杂役一样”。股票经纪人对这种态度也觉得非常恼火。根据赫尔伯特·瓦格公司的阿尔弗雷德·瓦格的回忆：“与罗斯柴尔德爵士的会面速度快得惊人……他走进来，在他的桌子上放上一块表，明确表示会面只能持续5分钟，或者3分钟，或者甚至更短。”有一次，纳蒂问经纪人弗雷德·克瑞普斯力拓股票的价格，得到答案后他说：“你说错了0.25个点。”克瑞普斯很不明智地回答道：“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他回忆说，“房间里出现了可怕的沉默。我彻底地绝望了，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很快地退了出来。”阿尔弗雷德·瓦格在1912年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他去告诉纳蒂他的公司打算退出股票交易：
到达纽考特后，我要求单独拜见罗斯柴尔德爵士，因此他到大楼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接见我。我把信交给他（信中解释了我们公司退出的原因），我们提出的条件不可能更好了。他坐下来很认真地看完。然后他站起来说，“嗯，你最了解你自己的生意。”然后走出了房间。对两家亲密合作了上百年的公司之间的关系终止没有说一句祝福的话，也没有任何遗憾的表示。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弗雷德·克瑞普斯对纳蒂接见访客时的准皇室做派的评论并不是一点儿不靠谱：“人们在被引入内室去拜见前都在候客室等着，随后被带领着鱼贯而入，就像在白金汉宫一样。”这种事情让那些被接见的人在接见完后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而且觉得这与他们公司在金融领域所具备的金融地位也不相称。
类似的对他们骄傲自大的指责在同一个时期也出现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上。在1875年，里昂信贷银行的亨利·吉尔曼评论说，阿方斯把业务问题与“某种尊严搅在了一起，而这种情况对业务的成功没有好处。他自己从不屈尊出来处理问题，而总是等着人们来找他”。帕尔梅德曾经说过，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走下坡路了”，将他们在法国经济生活中的领先地位让给了像施耐德这样的工业大亨。1914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尽管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继续出现在法国市场上所发行的大额贷款活动中，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在新发的债券中所占份额最大的是储蓄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仍然保持着其“道义”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那些外交因素非常重要的场合，但是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真实的金融势力却明显地在下降。
在合伙人中间相互的通信往来中也有证据支持这些观点，比如，对于来自竞争对手的不停的抱怨。“其他的人都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迈耶·卡尔在1869年抱怨道，“而且……公众都在嘲笑我们一直不断的那些愚蠢做法。”“事实是，”他在第二年非常忧郁地继续说道，所有的这些组织（意指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都如此强大，而且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所以它们不再有求于我们。而且如果我们完全撒手让位给它们的话，他们会非常高兴，因为公众已经不再关心名气，而只是想要利润……那种自以为我们的地位仍然与30年前一样的错觉根本毫无用处。除非我们想被完全孤立，否则我们就必须与其他人一起努力，而且我毫不怀疑你们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因为所有这些银行都在试图寻找一切机会来反对我们，而且为了表示它们与我们一样有实力、一样有影响力，它们根本不会在乎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根本想象不到竞争有多激烈，在所有这些新银行一门心思只想着把我们赶出局的形势下，我们的处境有多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