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经济后果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但是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因为这对我们解释英国的不干预有着很大的帮助。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德国和法国的金融市场受影响的程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巴黎的情况不妙：霍亨索伦候选身份的消息一传出，国债的价格马上开始下滑，从6月4日的74.83跌到了7月9日的71.25，战争爆发后更是大跌至67.05。但是这些数据与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数据略有不同，在这些地方新发行的4.5%票面利率的普鲁士债券从93.5暴跌至77.3—如果说有差异的话，就是德国的危机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更加严重。尽管蒸发掉的流动性足以把两边的很多银行拖入困境，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基本没有什么麻烦。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除了俄罗斯所欠的那笔巨款（3 500万法郎）外，相对来说似乎很少有出现问题的债务，而法兰克福银行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尽管迈耶·卡尔错过了一个俾斯麦特有的暗示，但是他还是“及时提高了警惕”。随着法国首次在斯匹切尔伦和弗罗希威勒受挫的消息慢慢得到证实，崩溃的当然是法国市场，而德国市场则重振了信心。相反，英国市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1870年5月至8月间，最大跌幅是3.6%。这与1866年时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奥匈帝国和普鲁士战争期间正好与伦敦的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契合，这一点很值得关注。（在1870年所出现的情况似乎是法国的资本从冲突出现的早期就开始流向伦敦—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指标—因为尽管有政府的花言巧语，但是巴黎早就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另一个不能说没有意义的例证是格莱德斯通在7月18日的时候以90的价格购买了价值2 500英镑的永续公债：这是一个个人的，而且有事实根据的对英国不干涉政策所投出的信心票。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以一种比对1866年事件更为中立的态度来看待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事件。在1866年的时候，普鲁士的表现似乎更接近于坏蛋角色。当在法国在色当被击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里确实存在着同情法国的情绪，而且由于阿方斯的妻子莉奥诺拉身处伦敦，使这种情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此外，或许还有列昂内尔要求提供普鲁士人残暴行径的详细情况，以及后来他在海外为法国伤兵和战俘的募捐善款转款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在色当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为法国战争准备所做的事情也比为普鲁士做的多：法国在英国购买饼干和咸肉时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进行的融资，尽管政府票据的贴现比优惠条件要略差。另外，纽考特起初同意认购法国的各种战争贷款，而且如果需要，可以通过法兰西银行提供黄金，但是这些允诺最终没有采用，因为法国政府通过在国内出售短期国库券的方式为第一阶段的战争进行了融资。然而，到8月末政府提出了常规的战争贷款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兴趣已经大为减弱。当国防政府1870年秋寻求在伦敦筹集1 000万英镑的时候，它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很小的美国公司J·S·摩根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