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让人感到遗憾。1854~1860年间的“XI/109信件”系列出现了大量的、难以解释的缺失，另外1879年之后信件量逐渐减少（尽管“XI/109”系列中巴黎方面寄出的信件一直持续到1914年）。更为严重的是，所有伦敦合伙人寄出信件的备份均在继任高级合伙人的要求下销毁。剩下来的就是8箱1906~1914年之间的信件。因此，我们只看到一点点内森所写的宝贵信件，与他兄弟数千封的信件相比，数量极少；他的长子列昂内尔的信件也只剩下了让人沮丧的几封；而他孙子在1906年写的书信几乎一封都没存下来。应该说明的是，合伙人所写的与业务无关的信件更是鲜有保存；实际上，第一位罗斯柴尔德勋爵坚持要求，他死后所有私人信件必须烧毁（尽管我在许多政治家的档案文件中找到许多他写给其他人的信）。如果有时你觉得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历史似乎是按照他们在欧洲大陆的亲属的观点撰写的，这也是因为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源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幸运的是，内森的儿子们（尤其是纳特）在欧洲大陆度过了大量时光，他们写给“家”里父母和兄弟的信件被保存了下来，但是这其中不包括从伦敦发出的信件。与这些家庭信件相比，我对那些来自罗斯柴尔德各地方代理人的信件几乎只能挑出一些作为样本来研究，那些来自大城市—马德里、布鲁塞尔、圣彼得堡、纽约、墨西哥和旧金山—代理机构的信件数量比家庭信件更为庞大。此外，来自不那么重要的、只充当“通讯员”的公司或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偶尔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信件数量也极为庞大：我对那些来自遥远的加尔各答、上海、墨尔本和瓦尔帕莱索的信件并不过多关注。
另一个困难就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代以及合伙人第三代中的许多关键人物（还有一些公司的代理人）相互通信时，主要用的都还是“犹太德文”：即用希伯来字符书写的德语。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是希伯来语是家族的第一语言；另一部分原因是确保“窥视的眼睛”不能够读懂公司的私人通信内容。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何“XI/109文件”从没有被历史学家完全利用的原因。即使使用希伯来语的读者在翻译几兄弟所使用的相对古老的文字时也觉得颇为困难，这也使得早期的学者望而却步，因为他们习惯依赖那些摘译后形成的英文材料，这些材料是由19世纪50年代一些德国难民受雇翻译的，翻译得极为随意；此外，学者们更喜欢内森的孩子们用易读英语写就的信件。不过，莫迪凯·楚克尔开创性的工作为我扫清了障碍，他翻译了原始信件或在录音带上大声地朗读那些信件，这使得我能够第一次开发这些具有最高重要性的历史资源。
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件对外人来说极难读懂，所以这些信件最大的益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相互之间通信时，或多或少地表现得更为坦诚。这样一来，他们的通信内容就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直率和私密特性。合伙人之间非常直率，有时甚至互相谩骂，而且毫不隐藏他们对那些做过交易的贵族以及大臣们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很少谄媚拍马。他们所使用的语句非常口语化，有时甚至显得非常粗俗。与这些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一个罗斯柴尔德分行寄往另一个分行的信件则使用了正式、商业实务文体；写信给政治界朋友或者合伙人以及家庭核心圈子以外的商业伙伴时，他们也会使用非常认真的手写体。当结合书目中所列的其他档案文件一起使用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件反映的现实从许多方面来看，甚至比最迷人的神话都要更吸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