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3年年底的时候，我已经招聘了一些员工，学校的规模也壮大了。我就不用亲自去贴广告了，更不用亲自到北大贴广告了。这个时候我就专门雇了几个安徽的员工在这儿贴广告，实际上这几个员工最早在1992年就开始贴广告了。
看到刷子在广告柱上刷上糨糊，把广告贴上后，心里就觉得可以看到希望了。寒冬腊月确实很冷，但一想到广告后面学生的出现，就可以想象到学校慢慢做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四处贴广告的。
1992年这几个员工贴广告的时候，“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已经比较红火了，知名度也有了，每一期开课人数都是满满的。这样一来，我周围的几家培训机构就感到了超大的压力，他们就不好招生了。这几家培训机构的人还不是有文化的人办的培训机构，都是社会上的一些人办的。比如说下岗职工，一些有赚钱眼光的超前个体户什么的，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租个条件好一些的教室，招聘几个教师就开设了培训机构。他们一看自己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减少，而我这儿的学生人数在增加，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抢生源，最直接的冲突就是大家相互间打起了广告战。
广告战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把广告贴在广告柱上，当时北京有那种圆筒形的广告柱。我雇的人在广告柱上贴一圈广告，贴完后离开不到15分钟就被别人的广告完全盖住了。没办法就只有再去贴上一圈广告，把他们的广告再盖住，再过15分钟他们又过来把我的广告盖住。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纠缠了起来，谁也没能压过谁。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形成暴力冲突了，冲突的结果，那边的人比我这边的人更加狠，拿出刀子来就把给我贴广告的人给捅了三刀。事情发生之后我一边把我的手下送到医院，同时把这个事情就告到了公安局。结果报案了一个礼拜之后，公安局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再去问的时候公安局的人就说了，我们现在连重大的刑事案、杀人案件都处理不过来，你这打架斗殴的事情只算小事儿，我们现在没这个精力办这个案子，先往后放一放，你回去等消息吧。
当我再进一步深入了解以后，才发现对方已经跟公安局的人吃过饭，打过招呼了，实际上，公安局的人就把这个事情给压下来了。这个事情不能这样拖下去的，可是我和公安系统的人一个都不认识。为了早日解决这个事情，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就是跑到公安局的门口去，到北大刑警大队的门口待着去了。我在那待着，看哪个警察能够跟他说上话就聊上几句，最后就认识了一个中年的、长得挺慈祥的一个警察。我就把他叫到一边，我说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他说，你什么事儿啊？我说我是北大的老师，现在自己出来办了一个小小的培训学校，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认识认识你们，我说咱们到对面小酒馆里去喝点酒行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