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元人民币官方汇率为1∶2.9，但从黑市上买外汇的汇率却已经达到1∶4。问题是，“三来一补”是外汇抽逃，黑市价也不得不接受，总比跑不出来强。
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钱庄在其香港账户支付“三来一补”企业要出逃的外币，而在其众多的国内账户上按照黑市汇率收取人民币，或者直接收现。
这个过程叫境外付汇。顾名思义，就是本来该境内银行系统付的汇，却在境外不经过银行系统支付了。
有时，这些刚刚运作没多久的钱庄也有抓瞎的时候——境外账户经常捉襟见肘。
骑着母猪过大河，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些人还在平时经营一种地下汇款业务：利用亲属和老乡关系广泛拓展要从境外往国内亲属账户上汇款的客户。
前面说到的高建明父亲的亲戚（当然，也是高建明的亲戚）的战友就有境外亲属，就一度成为地下钱庄追逐的客户之一，这个地下钱庄的经营者，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陈灿文，而中间人恰恰是高建明亲戚的一个同事，叫邓国良。
这个名字听着耳熟吧？
没错，这正是本书引子中提到的钱庄女王杜玲的丈夫。当然，当时的邓国良刚30出头，还是物资局的一个主管会计，当时的杜玲也还在老家的杂货店里看店，两人那是还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拿邓国良和高建明做对比，财务潜质绝对差很大一截。尽管邓国良是学会计专业的，而高建明则是半路出家搞财务。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邓国良不像高建明那么活跃，甚至可以用“闷”来形容，问题是人家“闷”得彻底，能闷到认准一件事就低头钻研的程度。他入行也是纯属偶然，在物资局处理一批物资款项时交友“不慎”，结识了一个内地香港两头跑的货币兑换店老板——陈灿文。其实兑换点是假，钱庄在香港的账户窝点才是真。这个人带他入上了“溜光大道”，也给了他不少好处，于是邓国良便以忘不了他的大恩大德、感谢他八辈祖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态度开始潜心研究，为他拉拢客户。
同在一个单位，邓国良打听到高建明亲戚有个战友，有境外关系，过去常常能收到侨汇，侨汇券多到到处乱发的程度。于是就在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坐到高建明亲戚的旁边。
物资局的作用就是调配紧俏物资的，经常搞点紧俏伙食也自不稀奇。两人在那儿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闲扯。邓国良就突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他，是不是有个战友有海外关系。80年代已经远不像五六十年代，和海外沾边都不敢和人打招呼，生怕被牵扯成走资派割尾巴，反而是以有海外关系为荣。尽管是战友的海外亲属，但高建明的亲戚当时还是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子，也没多想，就一个字——有。
有就好办了。
邓国良当时也没多说什么，但从那以后，开始对亲戚进行无比腻味的疯狂公关。后来搞得亲戚觉得像被狗皮膏药贴上了一般。尽管多多少少有些反感，但对邓国良这个人却在“被腻味”中逐渐有了了解，觉得他除了闷头和腻人之外，各方面都还过得去，值得交往。
于是，两人渐渐就放开了戒备，终于有一天，邓国良张开了口，说出了替香港兑换点联系海外客户的事情。亲戚就答应他，和自己的战友说说这事儿，尽量试试帮他。结果战友是个豪爽性情无以复加的人，马上答应，以后的海外汇款可通过那个货币兑换点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