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生意刚开始好赚，后来搞的人越来越多，风险也就大了很多。毕竟，都是国家禁止的事儿。”亲戚拍了拍高父的肩膀头，“我知道你人靠得住，讲信义，才想请你过来一起搞的。现在我们又发现另一个赚钱门道了。”
“？”高父的脸上写满了符号。
“钱庄！”
故事讲到这里，可以先暂停一个段落。回过头我们再总结外汇券这个东西。
外汇券发行的初衷，就是为了调剂较高质量、较高消费的紧俏商品供应，也就是把好东西留给外汇。同时，这还能让外汇与人民币之间有个巧妙的沟通。但是刚刚发行4年，也就是到了1984年的时候，以外汇券阻止国内人购买紧俏商品的策略基本失效了不说，还始料未及地衍生出繁荣的外汇券地下市场。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文章《人民币的历程》里记载，当时相关部门对此也都心知肚明，他们默认继续保留外汇券体制的原因是，认为外汇券的价格分歧会带来较多的外汇进账。张五常也曾经数次向他们解释过这里面的问题，但由于里面牵涉一个弹性系数分析的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根本听不明白。
其实按照张五常的理解，当时的中国就是一国两币，事实上很多国外的媒体对当时中国的情形进行报道时，也有过与张五常类似的评价：
很显然，人民币是劣币，外汇券是良币。权衡当时的中国，张五常认为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劣币驱逐良币”定律（Gresham's Law）根本就不在适用范围，甚至错得有些离谱。因为一旦市场知道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劣币就不会对良币形成驱逐态势。这倒是比较合当时的金融当局者的胃口的。
当时有个有意思的事情。
1986年，很多老外也开始变得鸡贼，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学会了讨价还价，相关金融部门发现外汇券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当年6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要取消外汇券，当年8月的时候公布，说11月起外汇券将不再使用。可是张五常有点手痒，同年9月站出来演了一把“货币的发声训练”——发表了一篇特多余的文章，叫《外汇管制可以休矣》。结果这一嗓子不要紧，外汇券的取消却因此而推迟了7年！
这当然是张五常自己在《人民币的历程》一文里说的，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量，在我们这里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但老张的观点却显示出他对中国外汇黑市的理解要比国内某些人透彻得多：
他说人民币与外汇券共存，经过市场讨价还价后，从表面上看是不同价，事实上是同价的，因为这里面涵盖着的非法倒卖行为就是个“真实的汇率”问题，这个真实的汇率，是官方汇率与外汇券黑市汇率的叠加效应。很明显，外汇券的存在，更多的起着一种烟雾的作用——把非法行为遮掩起来。一旦取消外汇券，那就是驱散烟雾，非法汇兑即刻就会变得黑白分明。这样，如果允许外币流通，那么外汇券所形成的价格分歧导致外币购物的价格低出不少，要纠正只能进行外币的价格管制，但这样就没法打开国门做生意；如果不准外币流通，那么在官价汇率与市场明显脱节的情况下，外贸、旅游及外资炒汇黑市会更进一步繁荣，要约束，则只能加强外汇监管。
两条路摆在面前，中国怎么走？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开放初见成效，外汇储备步入良性循环，逐年增加，国家不再需要特别的刺激外汇增长的措施，同时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紧俏商品已不再紧俏。于是，外汇管理部门启动了一系列外汇管理制度改革。1994年1月1日，中国正式取消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走上了外环监管之路，外汇券遂成历史浮云。
但是，从侨汇券到外汇券，留给民间的除了回忆与收藏之外，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原先的倒卖侨汇券和外汇券的“黄牛党们”，失业了！
确切地说，也不能叫失业，而是这个地下行业也随着两券的离去而酝酿新一轮的洗牌。
利益就是操作之母。
多年的地下经营，大家的思路也相当开阔，资本永无眠，从来就不甘寂寞，没券可炒，自然会猎寻新的目标。洗牌加洗脑，有的黄牛被冲走了，剩下的，在利益链条的导引下，就像高建明父亲的亲戚和邱国建之类的人物，开始将目光瞄准另一块黑市沃土——地下钱庄，模式进一步升级，开始直接玩外汇。
只要有汇兑需求和汇兑限制两个因素存在，利益空间就永远存在，一定会有人去经营，也肯定会自发形成市场。尽管这样的市场开始可能是零碎而复杂的，一旦形成蚂蚁搬家的态势，往日的黄牛就会脱胎换骨，形成巨大的交易量。
这就是政府难以扫清地下钱庄的道理，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一层蒙在地下钱庄上面的监管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