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内部问题就令人头疼。改革开放刚开始，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足十亿美元，这么点本钱，怎么和人家做生意？
外汇紧张首屈一指地当选为改革开放的瓶颈，对外开放刚举步就维艰。
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国家果断决定，给外贸企业开闸放水，鼓足力道把外贸企业推向国际，让他们争取多出口、多创汇。闸开得不可谓不大，水放得不可谓不深，当时的外贸企业在出口方面的特权大得惊人——只要有汇收，就可以直接组织出口，不管这些商品是否在国内紧缺！
另一方面，历经风雨的侨汇又再度成了创汇重头戏，为加强和促进侨汇创收工作，大力推广和使用侨汇券票证，强力鼓励境外有亲属的人往国内汇款。
自从侨汇券发行以来，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刺激了侨汇收入，另一方面，广大侨眷凭此就可以优先获得生活物资。随着1973年之后国家外汇储备的稳定增长，渐渐地，国内商品，起码是生活必需品不像以前那么严重缺乏了。侨眷们凭借天然的侨汇券优势，基本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开始从必需品转向“紧俏商品”，比如高档食品、高档服装、自行车、摩托车、缝纫机、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计算器、家具等。而这些紧俏商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第一太昂贵，第二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因为需要搭配侨汇券一起使用才行。
也就是说，侨汇券扮演了一种微妙的高档与普通商品调剂的作用。它不仅有货币价值，最重要的是还和紧俏商品紧密关联。这让人们不得不对侨汇券由衷的倾慕，在当时，拥有侨汇券就是一种时尚，有事没事就拿出来数一数，会引来无数路人艳羡的围观。
改革开放初期，在众多侨户云集的城市和涉外港口城市，外贸中心、友谊商店、外轮供应公司、华侨商店等都应运而生，成为这些国内紧俏商品的专供地。
和今天的纯市场经济有些许不同，卖这些商品的商家可不是随便广东、天津、义乌跑一圈就能进货的。20世纪70年代的人应该都有印象，小时候上学路上，很多单位大门上都会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意义再明白不过了，很多商品都是国家计划供给统一划拨的。尤其是自行车、缝纫机、名烟、名酒等市场缺货，只有中央有关部门才有权力专项下达，供应多少都是上头说了算。这种模式用现代商品市场的概念来看，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国家相关部门主导下的串货。比如，1982年，对外经济贸易部就曾将原计划供应友谊商店、外轮供应公司、外贸中心和其他获准收取外汇券单位的上海自行车20万辆，一举转拨给了华侨商店。而商业部也在同年的自行车分配计划中，专项划拨出30万辆给华侨商店，具体到了各省，数字上怎么安排，也得商业部与该地商量着安排，不能自由调剂。对于缝纫机和名酒、名烟等，也都一个路数。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管理产品调拨的，也有不同部门，比如自行车、缝纫机、名酒之类的，则由外经贸部按照各地需求情况，还要参照实际的收汇业绩统一分配，而名烟这类产品，则又归轻工业部安排。
华侨商店当时是个风光无限的角色。
它对商品的销售价格有直接的但在当时又是相当特权的机动幅度权力。比如对市场上敞开供应的国内商品和利润较高的进口商品，可以允许以低于市场价格20%以内的折扣销售，而对于侨眷需要的副食品，则可以议价购进平价出售，或略高于平价销售，亏损部分由华侨商品自行弥补。商家的侨汇留成比例仍为30%，由各地侨办会同财办掌握，中国银行监督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