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杜玲出事后，家乡人民纷纷对这位“慷慨捐助的连山知名人士”扼腕叹息。杜玲在家乡建设上，也确实是挥金如土。有一年，家乡连山县房管局对商业街进行改造，号召连山企业家捐款。杜玲二话没说，慷慨解囊。2002年连山县40周年庆典时商业街开业，杜玲甚至还作为港澳嘉宾荣归故里，出席了揭牌仪式。至今，县城仍有一条以杜玲名字命名的商业街。
杜玲在连山乃至清远市频频以“知名港籍企业家”的身份高调亮相，拥有第一届世界清远联谊大会副主席、“香港连山港澳联谊会会长”、“香港清远商会副主席”、“香港清远公会理事”等社会头衔，并于2003年当选为清远市政协委员。
正如一位相关人士所言：“现在做这个（地下外汇）的很多，满大街都是找换点，她被抓主要是因为做得太大了，树大招风。”
杜氏钱庄究竟有多大影响？看看下面。
杜玲落网之后，在香港的六七家店铺居然仍然能够照常营业，丝毫不受影响。更有甚者，杜氏案竟然导致内地人在香港炒股的资金链一度断裂，影响了港股的波动。有“亚洲股神”之称的李兆基就曾在2007年7月18日说：“深圳地下钱庄案对港股的影响已反映出来，但预计内地会有宏观调控措施出台，有关波动和影响只是暂时性的。”
这足以证明地下钱庄的能力和影响力。很多内地居民参与香港股票的炒作资金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出境的。地下钱庄出境的金钱数量居然可影响到香港的股市，可见地下钱庄交易的金额是难以想象的巨大。
然而，杜玲只是中国蓬勃的地下钱庄业的冰山一角。
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比如更有名的，2007年9月至11月短短两个月间，黄光裕将8亿元私自兑换成港币8．22亿余元。可见为他完成操作的地下钱庄，能调动的资本更有想象空间。
然而，没有最可怕，只有更可怕。
3 中央震惊了
2011年8月17日，重庆警方宣布，他们打掉一个利用“空壳公司”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家族式地下钱庄，这次的涉案金额不是一般的高——560多亿元！
事实上，这起案件的涉案人张绍国、陈惠专夫妇从2009年年底起，就一直盘踞在重庆市石桥铺赛格电子市场的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商铺当中，守着几平米的面积、一台笔记本电脑、几部电话和传真，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往来的顾客。
但“绚烂”总是在平淡中酝酿着，这些都不是他们生意的主业，一个小小的商铺，每天的出入资金怎么可能会远远超过国内许多银行的地方支行呢？
如果不是案发，又有谁能想到，他们竟是一对隐于闹市的鸳鸯大盗呢？他们竟然掌控着一个在一年半时间里交易金额高达560亿元的地下钱庄，交易足迹遍及广东、北京、大连等多个城市，非法牟利超过4000万元！
但是如此密集的巨额资金流动，却持续了一年有余，并没有进入相关部门的法眼。这个隐秘的地下钱庄浮出水面，竟然始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商业银行新增贷款投放结构和资产质量专项跟踪的审计。2010年1月到10月，重庆楚和商贸等19家公司利用其开设的商业银行公营账户向9000多个个人账户划转资金，交易金额累计达450亿元。
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几个月就能折腾出这么巨额的交易，审计们都有点傻眼，因为从来没遇到过。逐层上报之后，国家审计署也不敢怠慢，终于相关审计结果落在了国务院的案头，立即引起了多位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先后批示——立即查办，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
由多个金融专家参与的专案组迅速成立，不调查还好，一调查，内容不是一般的丰富多彩——除前面怀疑的450亿元之外，从2010年10月以来，还有117亿元异地资金通过19家涉案公司的对公账户进入重庆，在划转到多个涉案个人银行账户后，又被转往异地。
案情虽然渐渐复杂，但调查也渐渐清晰。这是一个组织结构极为严密、分工极为细致的地下钱庄，光是有名有号以汕头陈氏兄妹为核心的涉案人员就有30多个，而且大部分非亲即友，都是汕头、深圳地下钱庄的精英，对钱庄的运作手法相当熟稔。
2011年5月6日，专案组开始统一收网行动，26名涉案成员相继落网，最后一清理，结果出来了：作案电脑24台、银行卡160余张、网银U盾90余个，总涉案金额560亿元！
然而，目前警方已冻结的涉案账户只有区区的912个，冻结资金仅为5.48亿元！
如此巨量的交易额，如此广袤的区域，这个“地下金融帝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如此巨量的交易额，如此分散的交易账户，为何才仅仅冻结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的资金？其他的资金哪里去了？
如此巨量的交易额，如此频繁的资金流动，监管部门又到哪里去了？
真像重庆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邓涛说的那样，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还未实现时，总会有些钱要通过地下钱庄进出，这对金融监管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