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人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经济动力”，但世界各地社会发展状况大不相同。
“经济动力”的驱动作用，可以解释人类社会为什么能够不断发展，但不足以说明发展的差异性；难以回答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地方不见科技进步，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尽管那里具备了不亚于工业革命前欧洲社会的种种有利条件。
中国人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而困惑。
英国学者、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博士在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史料论证：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知识水平，直至15世纪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后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
亚洲人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胜难堪。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一个引起“世纪之争”的历史之谜。
马克思在精研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之余，对于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现象，笼统归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始终未有机会深入研究，提供一个确切的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一种古老的原始水平的劳动密集型、效率偏低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其社会特征就是半野蛮、半文明，是野蛮时代的农村公社与文明时代的专制统治的结合。中国、印度、沙皇俄国都是从这种形式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认为，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他指出，虽然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细亚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础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波斯、中国的评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观念中亚洲社会的生产方式，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是半野蛮半文明的，这些国家没有发生过社会更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