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府的战略部署在很多方面激起了汉堡商界的敌对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期望落空后的失望。当时绝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德国军事机构是高效的典范。在1914 年8 月，巴林“为总参谋部严明的纪律和辉煌的成就而感到欣喜”，总参谋部是巴林认为“无可挑剔”的两个机构之一（既然汉堡– 美洲公司已经被毁，另一个则是天主教会）。可事实上，军事机构和民政机构都没有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柏林，实业家们在战前曾向内政部施压，要求成立“经济总参谋部”来调配资源，但内政部对此无动于衷。在汉堡，巴林在1912 年曾被军事机构要求制订战时食品供给计划，但得到执行的计划却少之又少。战争爆发了，德国的粮食供应几乎处于失控状态。8 月6 日，巴林和沃伯格被迫赶赴柏林与内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官员探讨食品进口问题。途中状况频出（屡次被武装的市民以搜查间谍为由拦下），混乱的局面堪比这次会议，而会议最终也宣告破产，因为外交部代表误以为德国能够利用美国的商船。
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历史学家试图把德国的战时经济描绘成一种全新的经济：“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工会资本主义”。但这些说法夸大了概念上的一致性，而且它们在现实层面也并不统一。通过与私营公司签订合同来满足武装部队急剧膨胀的需求，并且以获得利润为目标（而非旨在扩充军事部门的力量）—这一基本宗旨在战争期间没有丝毫改变。因此，战争经济对汉堡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国家工业部门获得的军事合同的数量。例如，纺织和食品加工企业可以为前线提供制服和军队给养：截至1915 年12 月，汉堡向军队供应了600 万马克的纺织品，满足了近1/3 的需求，在随后的3 个月中又继续供应了1 100 万马克的纺织品。但军火合同的数量则少得多。在1916 年末，共有34 家企业生产导火线，58 家生产榴弹；但雇员超过100 人的只有15 家，此外还有48 家适合制造军火的企业，但它们却没有订单。到1918 年，汉堡的军火合同月均达460 万马克；汉堡不断抱怨自己受到了“集权化的”柏林当局的歧视。正是战争时期这些困扰帝国联邦的问题使得这些抱怨带有一些排他主义的色彩；事实上，也正是为了平衡各联邦州的利益，德国战争部采用了一种极其荒谬的做法—根据各联邦州人口比例来分配合同。
这些抱怨似乎忽视了汉堡造船和工程企业在军舰尤其是潜艇制造上的重要角色。如图2.2 所示，军舰订单的增加显然并不能弥补因商船需求下降而减少的产量：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半里，造船业产量下降了44%，到1917则降至战前产量的1/5 左右。然而从财务上看，战争似乎又让造船厂收益颇丰。在战争期间，博隆福斯船厂潜艇订购量有97 艘，期间该船厂的净利润从1914~1915 年的137 万马克（11.4%），一路上升至1917~1918 年的270万马克（13.5%），甚至高于钢铁工业的平均利润。它收购了一家较小的船厂—新增了一个船坞和机器厂，生产能力扩大至每年近60 万吨，净资本从1 200 万马克升至2 000 万马克，而其劳动力由10 250 人升至12 555 人。博隆福斯船厂绝非特例：1914~1920 年，德国13 家大造船厂的生产能力都增长了120%。整个工程业在战争期间的就业率增长了6.6%，但造船厂的就业率却上升了52%。德国政府确信“造船业在战争期间的业绩超过了战前的和平年代”，并谴责造船厂“通过折旧减税或各种转让”隐藏真实的利润水平。这种说法夸大了战时合同带来的益处，实际上，造船厂之所以扩充劳动力，主要是因为盲目征兵导致现有工人素质的降低。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博隆福斯船厂的利润只不过从1914 年的波谷中稍有回升；而船厂的扩张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场赌博—相信战后对船舶的需求会激增。另一方面，政府在支付战争合同的时候也的确过于慷慨：1913~1916 年，伏尔铿造船厂的人均生产率上升了69%，而每个工资单位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却下降了20%，这可能也是船厂对于海军部的监管十分敌视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