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罢，15 岁的珀西·施拉姆和诗人里夏德·德默尔等男子汉们已经涨红了脸，神色激动；女眷们则沉浸在虔诚的宗教祈祷中：施拉姆的姐姐露特欢欣雀跃，激动地说“上帝在保佑我们”，他的姑妈埃米的反应充分表达了千禧年信徒的观点：
一切终将来临；《圣经》已经作出预言，如果说魔鬼撒旦的统治即将崩溃，我们只能感谢上帝。那时，一个真正的和平帝国才会诞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王！
开战后的前几个月，这种情绪一直蔓延。驶向前线的火车上装点着鲜花；涌动的人潮聚集在证券交易所外的坦宁堡，为胜利而欢呼。但是，这种群情激昂的背后是一种隐约的担忧，而且不无道理。近期的一本著作试图告诉我们：就在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之时，无产阶级却忧心忡忡；然而，这种忧虑不分阶级，例如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战争期间，感受到战争威胁的人们马上购入金融市场的流动资产。萨拉热窝事件之后，沃伯格立刻“意识到我们可以把什么东西卖掉，同时开始裁员”；到7 月20 日，汉堡各大银行不得不采取措施，抑制人们对股市的恐慌。汉堡提前发生危机，很可能是因为官方的一系列信号表明，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7 月18 日，德皇下令告知巴林可能要进行军事动员；3 天后，德国总理府致信汉堡参议院，指出一旦战幕拉开，地方的职业介绍所需要负责分配劳动力；7 月23 日（也就是下发命令的当天），外交部派朗韦特·冯·西默恩携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副本赶赴汉堡。德国政府拒绝格雷在伦敦召开外交部长会议，7 月28 日晚消息抵达汉堡后，汉堡股市陷入一片恐慌，沃伯格不得不联络威廉大街①。在齐默尔曼的授权下，沃伯格向公众声明德国政府认为召开外交部长会议“不可行”，但是“已经成功启动的内阁之间的协商仍将继续”。虽然这份虚假的声明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交易所在当晚并没有重新开市。英国随后的参战把阿尔伯特·巴林彻底推向绝望的深渊，这让沃伯格也深感震惊。被战争乌云所笼罩的不仅是商业界。艺术史学家奥比·沃伯格被这场战争折磨得心乱如麻：他年事已高，无法亲自上阵，再加上对战败的恐惧，他只好疯狂地从报纸上搜集证据，以便在协约国指控德军暴行时予以反驳。对大多数人来说—例如年轻的珀西·施拉姆，战争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实践民族主义者的幻想。只有少数人意识到，战争意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守护神已经远去”—倍倍尔的这个预言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