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金融体系也陷入了类似混乱状态。对于汉堡这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城邦来说，俾斯麦的方案极有优势，即“让它更依赖各联邦州组成的联盟，而实际上将它（北德联盟）视为一个联邦”。联邦划分了财政义务，国家的财政收入仅限于对盐、啤酒、烟草、咖啡和酒精征税，不干涉25 个邦的财政预算；联邦《宪法》第70 条明确规定：如果联邦需要资金，它必须请求各联邦州“缴纳加入联邦的费用”（数额视各联邦州人口而定），或向联邦议会请求增设税种。俾斯麦想让帝国摆脱“挨个向各州讨钱”的窘境，于是进行了种种尝试，毫无疑问，汉堡政府统统反对。大约在1897 年之后，随着各级政府公共开支激增，联邦金融体系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1890~1913 年，德国公共开支总额的年增长率约为5.4%，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例由14%升至近19%。虽然海军的国防开支有所增长，但事实上，联邦和地方的社会福利与基础设施支出增加是主要原因，此外，帝国政府的“纠集政策”主要通过财政激励措施来团结各政党支持中央政府，如为农民制定关税和退税政策，为商人送上海军订单和殖民地，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险等。起初，所有三级政府的新增开支都要依靠借债：1905 年，帝国总收入的5%以上都是出售政府债券所得，1901~1903 年，公共部门发行的债券占所有资本市场证券的45%。公共债务在1890~1913 年由116 亿马克蹿升至267 亿马克，其中各联邦州的债务占一半以上（见图1.4）。偿债负担加重（占1913年总支出的11%），同时资本市场压力过大，利率升高，而债券价格走低。但是，两股政治阻力导致财政体系改革无法推进；一是因为各州不愿放弃对直接税收的垄断；二是要获得联邦议会对税收改革的支持，就要作出政治让步。虽然经过1908~1913 年漫长的政治斗争，联邦开始征收遗产税、少量增值税以及一次性的房产税和所得税，但财政收支状况仍对联邦不利，其直接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绝大多数（近60%）仍然来自间接税收。
财政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威廉时期最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汉堡政府和工商界在该问题上的责任不亚于一些大联邦州和利益集团。汉堡参议院以独立主义为由反对1913 年的国防税议案；而汉堡商会虽然乐于见到军费开支增加，但却极力反对征收金融交易税和营业税。以马克斯·沃伯格为代表的一些人试图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于是沃伯格小心翼翼地向德皇提出财政改革问题，不料德皇勃然大怒，回复道：快“破产”的是俄国不是德国。沃伯格成功说服商会支持汉萨同盟，在国会就财政问题进行辩论时—也正是这场辩论把比洛赶下了台—他起草了一份谴责当时财政僵局的备忘录，并在文中预言“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财政政策，我们就犯下了抢劫罪；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偿还这些损失要付出最昂贵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偿还的话”。但沃伯格坚决维护各联邦州在直接征税方面的特权；由于他拥护立宪制，马克斯·冯·申克尔等更加保守的人士将他视为异己—无论进行财政改革是出于哪种经济原因，几乎没有商业团体愿意接受立宪制，因为它意味着集权化和国会权力的增加。
有人提出威廉时期的德国领导人企图通过对外扩张政策来转移人们对内政僵局的关注。当然，汉堡的资产阶级毫不迟疑地加入了“泛日耳曼同盟”、“海军联盟”和“陆军联盟”等组织，似乎表明国际政治促进了“民族”精神在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复兴，至少在初期是这样。阿道夫·韦尔曼、阿尔伯特·巴林和威廉·奥斯瓦尔德等工商业巨头在汉堡成立了“海军联盟”，该联盟包括来自参议院、市议会、各商会以及主要资产阶级团体的代表，由退伍士兵、自由派人士约翰内斯·费斯曼市长担任主席。1892 年汉堡带头成立的“泛日耳曼同盟”也有类似的“权力结构”，成立于1913 年的“陆军联盟”也不例外。它们仇视反战运动和犹太复国运动，视其为“反民族”运动。但是，汉堡的经济繁荣离不开和英国的友好关系，而1914 年之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对抗”情绪越来越高涨，令很多城市精英难以忍受；从1911 年起，参议院与“海军联盟”和“泛日耳曼同盟”公开划清界限。早在1909 年，巴林就在担心海军计划对内政外交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