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温州资本的发展过程，似乎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原始积累阶段，企业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资本迈开了集中和积累的脚步。但是资本投资是把双刃剑，其所携带的风险性不能忽视，特别是当资本的投资结果被过分放大，进而演变成炒作时，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血本无归。周德文：《疯狂的人民币》，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
在早期，温州人以勤劳致富，到后来温州人靠投机致富。现在，温州人的财富途径则更加直接，用钱生钱，几代温州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温州的创业为温州带来了大量的民间财富和流动资本，这些资本为温州的民间借贷提供了基础。温州民间对资本的旺盛需求同样旺盛，买方卖方都有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真正交易资本的市场了。
温州人的炒是一种全民行为，无论男女老少，都涉及其中。有钱的炒，没钱的也在借钱炒。温州人几乎把我们所有能想到、能见到的东西都炒了个遍。
20年前的温州，第一批富起来的温州人腰包鼓了，他们开始投资，开始炒，开始让资本滚雪球。
这让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温州人有些着急，看着老板们赚钱也有些坐不住了，为了登上财富的列车，没钱的人开始四处找先富起来的老板们借钱去炒。
这些借钱炒的人可能会找相熟的老乡作为担保人，也可能直接用房子、土地作抵押，总之，只要能借来钱，他们什么代价都愿意付。
不过随着中国市场的理性增强和国家调控的力量越来越强，温州人炒的空间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多富起来的人开始觉得，自己拼命出去炒，其实不如把钱借给别人炒，自己坐在家里等着别人的利息来的简单轻松。富起来的老板们终于发现，其实炒来炒去，炒什么都没有炒钱来得那么直接，来得那么爽。
很多人将温州人炒房看作是温州投资的神来之笔，在房地产市场上，温州人用20年的时间就让自己的资本总量翻了100倍。但是如同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所说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温州人的炒也因为国家政策的变化而损失惨重。
2010年4月以来，国家频繁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并实行金融紧缩政策，一部分温州人开始持币观望。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10条举措，被业内称为房地产“新国10条”，或“史上最严新政”。
一纸公文，让温州人损失惨重，数以亿计的资本被套牢。虽然老板们伤心，不过这并不能成为阻碍温州人炒的障碍，没有了房子，温州人开始玩起了以钱生钱的终极游戏。
温州老板们不炒了，他们静悄悄地把钱拿回家来做放贷生意。三分利、五分利，这些返回民间的资本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变成了高利贷的水池。不过温州人不管这些，在这个崇拜财富的地方，只要是能赚钱的都是英雄，都会成为温州人争相效仿的对象，看到老板们赚了钱，温州人也开始亲切地称呼这些放高利贷的人为“老高”。
高利贷是国家法律不允许的，是国家坚决打击的对象。聪明的温州“老高”们自然不会把自己送到明晃晃的枪口下，于是，在温州的街头巷尾，我们随处都能看到当铺、中介等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国家规定4倍以上同期银行利率的行为是高利贷行为，温州人就很小心地让利息维持在“适度高出”的水平，很谨慎地开出“一分利”、“两分利”、“三分利”的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