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第一条原则“杜绝秘密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就无法做到。从1919年3月的最后一周开始，巴黎和会的主要问题就在四个人之间进行解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雷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这个四人会议大部分时间在威尔逊巴黎下榻处的书房中举行。这四个人甚至在开会时不带各自的外交部长，不带专家和秘书。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才丢给他们的外交部长和日本代表组成的五人会议处理。四人会议在小房间里吵架、说笑话、讨论交易，他们决定德国的处分，决定殖民地的处理，决定领土划分，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且不要说其他参与国的代表们，连巴黎的新闻媒体都抱怨和会透明度太低，简直就像“一个用黑漆包裹的大篷车”。所谓的“杜绝秘密外交”成了一句讽刺语。
至于所谓的“民族自决”也在后来成了笑话。欧洲的民族成分错综复杂，列强的利益关系犬牙交错，东欧的“民族自决”就成为一场闹剧。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不满，罗马尼亚人对塞尔维亚人抱怨，匈牙利作为战败国被周边国家觊觎，波兰人则在得罪他们周边的一切民族。至于亚洲一地的“民族自决”，列强根本就视若不见。列强在中东不顾阿拉伯人的反对，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10年被日本吞并的朝鲜想要在巴黎和会上寻求独立的途径，但他们1919年从西伯利亚徒步出发，在巴黎和会快结束时还在路上，因此，他们的“民族自决”压根儿就没被和会所注意。
至于“殖民地”问题，英国、法国在战后的实力有明显下降，对殖民地的控制有些力不从心。但对于德国的殖民地，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垂涎欲滴。
最后，巴黎和会用了一个叫做“委任统治”的方式来解决战败国的殖民地问题。他们的理论是这些殖民地人民“民智未开”，还不能独立自主管理自己，所以必须由列强来协助统治。这就是威尔逊口中的“公道”。
就这样，在列强的利益面前，美好的“十四点原则”就像一个阳光底下的肥皂泡，很快幻灭了。可想而知，满怀着希望的中国人会在这次和会上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中国北洋政府一开始和许多民间知识分子一样，对巴黎和会抱乐观的态度。北洋政府对这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十分重视，在“找民夫比找外交官容易得多”的情况下，精心选择派出了当时最强的外交官阵容。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等五人被任命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全权代表。后为显示中国的团结一致对外，又增补了南方广州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为全权代表，胡惟德改为代表团成员，另有驻丹麦公使颜惠庆等人也是代表团成员。
这个囊括当时中国外交界精英的代表团肩负着中国人民的期望，他们也多是留学外国多年，熟悉国际外交形势的优秀人才，他们将在和会上发出中国的声音。
另一方面，亚洲另一个国家 日本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团。作为亚洲唯一一个摆脱西方殖民魔掌成为列强之一的国家，日本人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的出现也令人瞩目。日本人只带来了他们所关心的两个问题，除此之外，日本人在巴黎显得有点神秘。
近代的日本和中国有扯不断的恩怨纠葛，注定在巴黎和会这个“名利场”，中日两国要发生一次大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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