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生平第一次踏上非洲大地。
转机前乘坐的迪拜737 和它提供的餐饮已成为遥远的回忆。我现在所乘坐的20 世纪70 年代产的前苏联安东诺夫飞机，有的只是磨损得没有模样的座椅、坏掉的安全带和态度恶劣的乌克兰飞行员；这架飞机甚至不允许在迪拜降落。我端坐在座椅上，只身前往尚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邦特兰，去见识一下当今的海盗。
邦特兰对古埃及人来说曾是一方沃土，而如今却成为世界财富掠夺者的居所。我不确定这个索马里东北部的自治区是否一如旧时那样富足，但我很快发现，那些让埃及人着迷的黄金和黑檀木已无迹可寻，唯有传承了几个世纪的金色沙土和游牧民族亘古不变的肤色。
客舱里的空气在正午太阳的蒸烤下令人烦热难忍。我身上的汗水顺着脊背肆意地流淌，浸湿了座椅上破旧的垫布。男乘客们把俄语的安全指示卡当扇子用，女人们也为自己的孩子扇风祛暑。
飞机开始在吉布提的跑道上加速，如此震耳的轰隆声我只在几十年前的老电影中体会过。
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此前听过的关于这类飞机的故事更让我的焦虑加重：沉溺于伏特加的机械师攥着扳手猛砸发动机部件；几个月前，一架飞机由于前起落架没有打开而在博沙索的跑道上栽了个跟头。
这是一条被忽略的航线，有的只是乌克兰裔合约机组成员的满腹牢怨。这架航班就好似冷战残留下的遗迹，是索马里、前苏联两国间相互排斥而最终关系断裂的物证。
飞机全速前进，索马里乘务员开始在广播里祷告：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在隆隆的轰鸣声中，我们把大地甩在身后，沿亚丁湾海岸线向东，飞向索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