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阿格兰德：丹尼在孟买用了手持摄影机，在中国是不是也用高清晰度的摄影机？这是不是已经改变了电影的本质和本性？
姜文：现代科技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传统生活，比如现在很多人都会写作，很多人都能拍东西，所以它肯定是改变了，参与的人更多了。但这里面还有一点是根本没有改变的，就是人们愿意读东西，人们愿意看东西，接受的方式不同而已。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想把东西做得更好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同时主动愿意看的人可能比以往更多了。
观众提问：今天的主题论坛是做简单的电影，但是听了之后觉得做电影并不简单。
姜文：那就把这个题目改了，题目不是重要的，人名都能改，仍然想做简单的电影，仍然想把这个事情变得简单，但为什么仍然不能简单呢？
观众提问：现在好莱坞的电影都追求大制作、大投入，但是真正到柏林获奖的影片还是讲述人性的影片，现在的电影制作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怪圈，怎样去做才是您所说的简单电影？
丹尼·博伊尔：到上海来其实看到非常多的发展，而且发展得非常快，令我非常的兴奋。但是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你不能只有商业的一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吸引了很多的外资，所以上海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给这里的艺术家提供同样的自由度、同样的支持，这样他们就会找到这些人性的故事，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城市找到人性的一面，就应该让艺术家去找到这些人性的故事。
也许我们再也不能做简单的电影，因为现在的电影真的是非常的复杂，但我们说很多人的心中还是知道如何做一个简单有价值的故事，摄影技术的进展可以让人们去拍一些想拍的题材，所以我就鼓励人们和周围的一些朋友进行合作，开始想一想如何来拍电影，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电影。可以拍一些低成本电影，可以拍一些人性化的电影，可以在大的变化环境当中去拍触及人性的低成本电影，这个就非常好。我也用过手持摄影机，我觉得普通人也可以运用，运用之后就可以拍出你的人性故事。
菲尔·阿格兰德：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你也用了手持摄影机，这个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因为它可以拍非常短的、快的镜头，能不能表现一些即兴的表演？
丹尼·博伊尔：手持摄影机在《惊变28天》（28 Days Later，2002）当中就用过了.在西方来讲一台这样的机器只要5000块，我们当时的预算非常紧，所以用了手持摄影机，我们靠手持摄影机就能拍出很好的电影，其实技术真的不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拍大片用非常贵的设备，但是简单的设备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