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韩国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机构和专家。比如韩国对鲁迅的研究，所出版的研究鲁迅的丛书，洋洋大观，相当惊人。几年前我第一次到韩国外国语大学时，看到朴教授的办公室的书架上有一大排研究鲁迅的专著，当时我惊得哑然失语，说不出话来。然反观在中国研究韩国文学的情况，除了社科院和高校中的个别韩语教师，那就相对少得多了。其研究专著，也相对较少。形成这种研究状况偏差的原因，当然是两国的文化和历史的根由。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韩国研究者、批评家无论如何，他们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尊重都令人敬佩，而中国的那些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则更愿意把目光投向欧洲和美国，而疏忽了我们周边的人口较少、土地面积也较小，但其文化、文学一样值得尊重、研究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友邻。比起以上我说的这些国家，中国研究者对韩国文化、文学的研究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比较中国研究者对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的重视，显然这又是不够的。而这种存有偏差的研究和尊重，反过来也从更深的层面上，主导和影响着读者和出版机构对两国文学的翻译和选择。
四、国情现实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主导。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这30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令世人瞩目，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开放与解放，和其经济发展相比，是相当不够均衡的。一句话，经济发展如一列奔驰不停的高速列车——可惜，几个月前中国的高速列车在温州出了大问题——而我们政治的开放、政治的发展，还多少有些像乌龟的爬行。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一方面是思想和意识缓慢爬行的乌龟，这种失衡的状况，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韩国出版部门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选择。比如中国作家协会最近出钱请国外翻译100部他们推荐的文学作品。那么，30年来除了这100部作品之外，就没有更好的文学作品吗？这100部中，真的就是每一部都具有文学价值吗？还有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的全世界的国家，都特别关注中国那些被争论、被禁止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当然有卖点。它们在中国被禁了，也理应受到他国出版者的注目。但以我自己反复被禁、被争论的经历而言，必须承认，一部书被禁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为人民服务》，它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有很多叫好声和称道声，但如果你们有机会看了我的《坚硬如水》和别的作家的一些写“文革”的小说，你们就不会那么称道《为人民服务》了。无论是中国作协推荐的100部文学作品，还是中国每年都被禁、被批、被争论的那些作品，它们也许确实值得翻译和推介，但不能忽视那些没有被推荐、被争论的极有特色的作家和作品。也许后者，才是更值得关注和翻译的。与此情况相比，韩国被禁、被批的作品几乎没有，但那些真正具有文学品位，又受到读者和市场冷遇的文学作品，才是更值得中国的出版机构和读者介绍和翻译的，也是更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推介给中国读者的。
2011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