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织布厂开办之初也赚了一些钱，养活了几十位兼职的革命者——他们一面打工，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但是过了不久，随着武汉利群毛巾厂的倒闭，长沙织布厂也被湖南省立第一纱厂挤垮了。
武汉的利群毛巾厂是被同城市的三友实业社挤垮的。虽然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但三友实业社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无疑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占了上风。他们生产的毛巾质量不次于利群毛巾，品牌知名度比较高，加之不计成本的压价销售，利群毛巾逐渐滞销，出现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最终倒闭。
武汉利群毛巾厂和长沙织布厂的倒闭，未必是竞争对手对革命抱有什么成见，主要还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商战上的较量，显示了资本和技术的强大威力。对革命者而言，无法像资本家那样从雇佣工人身上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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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意上的失败，反而使职业革命家们清醒过来。即使办教育、办书店、办实业都取得成功，那也无非是商人本色，革命家们如果只是沉醉于经商的那些蝇头小利，那便是迷失了革命的本性。共产主义者志存高远，肩负的神圣使命绝不是区区几枚铜钱所能代替的，它要使整个中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得到彻底解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政党必定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
中共“一大”纲领规定，党“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此时虽然还没有诞生革命军队，也不具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实力，但共产党必须援助工人阶级（“七大”的党章中，又将共产党定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要言必信，行必果。
历史很快就为新成立的共产党提供了一次践行诺言的机会。湖南的党组织组织了长沙的泥木工人大罢工，目标是提高工人的工钱，改善生活条件。此前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湘区区委曾经组织过长沙织造工人的罢工活动，要求资方按照前一年的工价折合银洋发放工资，但这次罢工并没有达到目的。
所谓“泥木工”就是现在的建筑工人，包括砌墙的泥瓦匠和做门窗的木工。泥木工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甲工和搬砖和泥的乙工两种。从罢工提出的工资要求来看，甲工每天三角四分，乙工每天二角六分。如此算来即使天天工作不休息，收入较高的甲工每月平均月工资也就十元左右，可见当时泥木工的工资确实是比较低的，以男性为主的建筑行业收入还不如汉口和青岛的纺织女工：当时汉口纱厂有技术的女工月工资三十多元，一般女工也能挣到十四元；青岛纺织女工最高月工资是二十二元，平均可以拿到十三元。泥木工人与铁路和煤矿工人更是没法相比：京汉铁路的小工每月收入九元到十二元，初级工匠为二十多元，高级技师为四五十元。开滦煤矿每月工资二十七元，干杂活的小工月工资也可以达到九元。
当时的物价水平又怎样呢？
以上海和武汉为例：吃的方面，二号粳米和普通面粉批发价是每斤七分钱，猪肉每斤二角八分，鸡蛋每个三分，豆油每斤约两角，食盐每斤四分，白糖每斤九分。用的方面，棉花每斤五角左右，细布每尺一角，照明用的煤油每斤六分，肥皂每块五分。贵金属每两黄金约三十八元左右，那时用的是每斤十六两的秤，每两约三十一克，每克约一元二角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