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烙的葱花饼堪称一绝，外脆里嫩，号称千层，每一层几乎都薄得透明。那时别人家的院门都是关着的，要先敲门才能进去，而李家的大门始终是虚掩着的，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影响也比较大。
鲍立维也是李大钊家的常客，他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吴廷康推荐李大钊。
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和闹市口之间的石驸马胡同24号，与李大钊进行了初次会面。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尤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廷康还见到了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才俊，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革命激情。
吴廷康在北京并没有见到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马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吴廷康离开北京南下时，只留下了几本革命杂志和国外的通信地址，并没有留下经费。——他只是探路。
有了吴廷康的铺垫，这次马林来中国就不能再空手了。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也不知道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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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张国焘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