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近日仍据旧经济学以分配，地主、资本家既占优胜之地位，工人遂处于劣败之地位矣。法律上又保护资本家与地主之专利，故地主益垄断其地权，资本家益垄断其利权，而多数之工人虽尽其劳动之能力，反不能生存于社会。阶级悬殊，固难怪不平者之主张均产主义也。
英国伦敦最富之区也，人口之众约六、七百万，每年冬季因工厂停歇，致失业饥民尝达百万之数。以富庶之区，人民尚不免有饥寒，此非生产之不足供应，实分配之未能平允故也。按英国人口有四千四百万之众，统男女老少平均计之，每年每人所入息，应约三千余元。如五口之家，即应得一万五千余元。但实际上则有大不然者，以英国普通佣值计之，每年每人不过五、六百元耳。工人五口之家，全赖此数以为活，若在中国经济程度未高之时，尚足赡养，在经济程度既高之英国，实有不能生活之概。又以英国全国入息通算，每人均分年中应有三千余元计之，除女子老少不能工作外，生产工人实不过四分之一，而每人年中生产，实四倍于三千余元——即万余元也——而所得报酬之佣值，不过五、六百元，是人工所得不及百分之十，而地租、利息则百分之九十余也。此分配之不当，按以旧经济学之三原素分配亦不符也。散有生利之工人，则恒受饥寒，而分利之大地主及资本家，反优游自在，享社会无上之幸福，岂非不平之甚耶!
社会主义学者睹此不平，其激烈派遂倡均产之说。盖最初之思想甚属简单，固未尝为事实上计也。厥后学说精进，方法稳健，咸知根本之解决当在经济问题，有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今日中国地主、资本家眼光尚浅，知保守而不知进取，野山荒地尚多无主之物，一般平民间亦有自由使用之权。即知如樵采游牧，并无禁止之例。若在欧洲，则山野荒地皆为资本家所领有，他人不能樵采游牧于其间也。社会党因地主、资本家之专横，有支配全国经济之势力，故极端反抗。资本家、地主屹然不稍摇动，以受国家法律之保护，现社会党人之反抗，实不异星火之一扑即灭也。激烈派遂有消极的主张，欲毁去机器厂及铁道，破坏其营业之资本，使无利之可生，然卒受法律之干涉，终不得根本之解决。
资本家与社会党愈接愈厉，首蒙其害者为一般之工人。一般工人莫不赞同社会主义而为社会党人，同心设法抵制资本家之专制。我人处旁观之地位，当知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类之功臣，而受强有力者之蹂躏虐待，我人已为不平，况有功于资本家而反受资本家之戕害乎?工人受资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为工人咎也。当时工人有工党之组织，要求增加工价，遂起同盟罢工之风潮。
罢工之事，工人之不得已也，世界上最惨最苦之事也。工人罢工虽欲谋增加工价，此现在工作之资，有不得不牺牲者也。工人非富于资者，其衣食全将恃乎每日之工价，一旦罢工，有甚至日不一餐，其苦状为何如耶?资本家以其无业不能生活，罢工必不能久，泰然处之，不稍为动。工人至饥寒交迫之时，不得不饮恨吞声，重就资本家之范围。资本家虽因一时罢工，稍有损失，然有资本以供养生活之需，究不至若工人困苦，而所损失者又终有补救之一日也。
社会主义学者知罢工要挟，决非根本之解决，当于经济学上求分配平均之法。而分配平均之法，又须先解决资本问题。顾资本之消长，有种种之原因。若美国铁路公司，对于人民输运农产，取费极廉，另设转运公司以贱价就地收买，人民以其可免运费，皆愿贱售与之。转运公司原附于铁路公司而发生者也，输运之费，自较他人为轻，运费既廉，资本亦少，再以贱售与人，以夺商人之业，于是商农皆归失败。小商既受淘汰，公司遂高其价，小商以价高，有利可图，于是复振旧业。公司见小商之又起也，再贱其价，小商以资本之微，不能持久，复归消灭，公司遂独享其利。不特此农产转运公司已也，如煤油、钢铁，皆莫不效尤，故意操纵，肆力吞并。小商知力之不敌，惟有拱手退让，所有生产厚利，皆为大资本垄断。于是托拉斯一出，几几有左右全世界经济之势力，而煤油、钢铁咸有大王之称，兼并多数人民之资则，而成一己之富矣。
实业未革命以前，人皆奉斯密亚丹之说为圭臬，一致主张自由竞争。及机器既出，犹仍旧法演进，其结果卒酿成社会上贫富激战之害。工人在实业未革命以前，勤劳俭朴，逐渐可以致富。自机器发明，利源尽为资本家垄断，工人劳动终身所生之利，尽为资本家所享有，在一己所得之工值，赡养尚不能敷，况储蓄乎?目击欧美近日经济之现状，万无工人可致富之理。在中国今日机器工厂尚未十分发达，利源亦未十分开辟，故贫民犹有致富之机，然再演进，亦将与欧美同一概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