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指何、陈——引者注）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1]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惯。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2]。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3]”。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再次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看待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她们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更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给她们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限畅快感。
1938年3月，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看其年龄幼小，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
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我像个假小子。
[1]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35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 温崇信祖籍广东梅州，生于江苏扬州，留学美国，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邵力子、李宗仁交游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女儿到延安后，就与其断绝了父女关系。参见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第10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
[3] 黎辛《我说说夏沙》，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