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汉铁路局要修建从武昌到长沙间的铁路，在路局任督办的詹天佑，就将我父亲调到设在武昌徐家棚的粤汉铁路局来工作。詹天佑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工程专家，他曾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北京至张家口段），在修建八达岭坡线中，他因地制宜运用“人”字形线路，减少工程数量，并利用“竖井施工法”开挖隧道，缩短了工期，至今在那里还有纪念他的铜像。父亲在株萍铁路局时工作就很出色，曾起草了铁路管理的规章制度和人事奖惩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由粤汉铁路局局长颜德庆和詹天佑报送到交通部，获批准后在全国执行了几十年。父亲还写了一个《全国铁路建设意见书》，并由此获得交通部颁发的五百块钱的奖金和一枚“文虎奖章”。但后来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这个意见书的许多计划都无法实现。詹天佑很欣赏父亲的才干，就把他提升到粤汉铁路局来当文牍课长。粤汉铁路局是一等大局，父亲的工资也从每月六十元增加到一百二十元。他在铁路局前后共工作了十八年，工资从六十元起步，最后增长到一百八十元。当时铁路局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和银行一样，比其他部门要优厚得多，除了工资高外，年终还要发奖金，所以在社会上该局的工作被叫做“金饭碗”。我家由贫儒而变为小康之家，全赖父亲工资增加与母亲勤俭节约。父亲的“实业救国”思想，是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一种表现。父亲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旧中国的社会条件并不能使他的才华得到充分的施展，他的“实业救国”理想自然也无法实现。父亲后半生成为铁路员工，终身是笔耕墨耘的脑力劳动的开明爱国人士。
我家在武昌一住就是十几年，先住在粤汉铁路公寓五十号，后迁至十二号。我除了1919年上半年到长沙周南女校去读过半年书外，也一直住在武昌，到1927年才离开，算是住得比较长的一个地方。我很善于学各地的方言，特别是小时候，学起来很快，很容易。到长沙学会了长沙话，到武昌又很快学会了讲湖北话。粤汉铁路局徐家棚的宿舍区里，住着好些赴美留学回国的职员，原籍各不相同，我又向这些邻居们学会了上海话、苏州话和广东话。妈妈始终不善于学方言，与邻居们打交道，因为语言不通，每次都要我在旁边替她做翻译。我讲的各地方言虽然也不很标准，但后来参加革命，去的地方很多，能懂多种南北方言，这点本事对联系工作倒是很方便、很有利的。在这些与父亲同事的邻居中，有一位姓萧的车务处长，也是回国的留学生，他和詹天佑、颜德庆都是与我父亲友谊很深的好朋友。他有七个女儿，都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其中一位比我小十来岁的叫萧淑芳，后来成为著名画家吴作人的夫人。她自己也是位名画家，但是因为那时她的年龄还小，我们彼此都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父亲在粤汉铁路局任职期间，虽然还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所长，但工作是很稳定的。他每天去上班，原先是坐铁道上用人力推动的“摇车”，后来自己买了一辆人力车（私家用的叫“包车”）。恰好我的一位表兄潘炳文到粤汉铁路局来找工作，一时尚未就业，就由他拉车送父亲去铁路局，还负责给父亲送午饭。后来父亲就把他介绍进粤汉铁路局去工作了。那时家里还请了位保姆，主要是做些洗衣、清扫等家庭杂务；至于烧菜则由妈妈亲自下厨掌勺，因为她的烹调手艺非常好。曾在我们家里帮忙干过活的几位雇工，为人都很朴实，爸爸妈妈待他们也都很亲切关心，虽然是雇佣关系，但日常相待亲如家人一般，几乎没有什么主仆之分。
我们迁居武昌一年以后，潘炳文表哥回浏阳把祖父也接来了，一家人团聚，共叙天伦之乐。祖父七十八岁去世，那时我已十七岁了，印象很深。祖父精于医卜星象之学，他常说要传授给我，但因为我已经接受了新思想，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迷信，我不要学，他也没有勉强。祖父逝世前早已给自己算过命，他把我叫到床前说：“你是我的长孙女，我最喜欢你，你是生不愿来，死不愿去（因为妈妈生我时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所以祖父说我‘生不愿来’；‘死不愿去’就是说我一定会长寿）。但你的一生很坎坷，不过晚年却会很幸福。你妈妈现在怀孕，不能料理我的后事，那就只能让你这个长孙女来帮助料理我的身后之事了。”我把祖父的吩咐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只能遵命了。他把祖父临终前所要换的衣服等东西都交由我来管理，并叫表哥他们也都来帮忙。我坐在祖父身边，一点也不害怕。父亲也没有去睡，大家都含着泪陪着祖父，祖父自己也含泪不语。父亲点了香，默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和《往生咒》，按祖父的说法，这都比哭好。祖父临终前，令我献他三杯起身酒，就这样送走了他老人家。追念当年祖父对我的祝福，正如他所预言的一样，我一生经历无数风雨坎坷，现在已经活到九十多岁，也算是长寿了。
祖父五十多岁即因念念不忘祖母的深情贤德而守义未续娶。他与人为善，从不宣传自己。唯一的嗜好是杯中物，自号酒仙。父亲性孝，为之准备五十斤一坛的黄酒，无须菜肴佳馔，随时随兴，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地取饮。他说，暴饮、豪饮伤胃，亦会失去对好酒的品鉴力，微醺最佳。酒可助兴，借酒浇愁愁更愁，是名士派的自苦。父亲欣赏永不消沉的太白遗风，并具有乐天平淡的胸怀；我亦深喜吟诵李白的《将进酒》，一生应酬亦未大醉过，从未失仪，能处逆境虽苦亦乐，可能都是来自祖父的遗传。对他老人家慈祥的音容，至今犹存怀念之思。
父亲工余嗜好吟咏，与当时名儒樊樊山、易实甫、袁炼人等时有唱和，发表在交通部主办的《扶轮》月刊上。又按音韵手辑历代名词，数易其稿，定名为《词林韵准》。我记得小时候还帮他抄写过，但最后定稿全是父亲自己的手笔，足见父亲治学的认真与辛劳。在多年的战火中，多亏母亲和四弟多方保护父亲的手稿。三弟发达后，由他出资，四弟、五弟参与整理，先在台湾出版；我平反后，又由中华书局再版，并赠送给国内有中文系的著名大学图书馆，作为爱好古典音韵、诗词者的参考书。五弟回浏阳时，将此书献给故乡，置于谭先烈故居大夫第，既珍惜上代友谊，亦希望后人继承传统，日益兴旺发达。
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培养了我对诗词的爱好。但父亲并未对我讲解诗词入门的基础知识，他说即使如朱淑真、李清照这样的一代女词人，也只是用诗词记述其红颜薄命的凄凉。他鼓励我读史，读《列女传》。他对秋瑾先烈非常崇敬，是支持我走向革命的一位开明的父亲。我在家时，忙于补习功课，还要辅导弟妹，无暇问津诗词。后来得以拜俞陛云（阶青）老师、冒广生（鹤亭）老师为师，才学习了诗词的入门基础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