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为什么呢？”雨下得太大，我们不得不提高嗓门，才能听得到彼此说话。
“因为邮差总是和弗莱迪在鲁克的快乐屋酒吧喝酒，”她告诉我，这个酒吧弗莱迪常常光顾，离我们在第八大道右街的大屋只隔了一条马路。这天晚上弗莱迪肯定又是在那家酒吧，喝得烂醉，把要来接我们的事情早忘到脑后。奥菲丽娅又说，据附近的大人们讲，要想及时收到信件，就去酒吧找邮差本人，他在那里有自己的固定位置，你就直接翻看他的邮包，自己找自己的东西。若是你要自己的福利支票，就直接到酒吧找邮差，说：“黑鬼，把我的支票给我！”
从湖边到家我们整整走了一个半小时，但是雨在半路就停了。一路上听姐姐讲故事，说这说那，让这段路好走了很多。我们到家的时候，家里空无一人，我还是从送牛奶的小门那里使劲钻进屋的。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我和姐姐两人相依为命，彼此给对方打气，彼此抱怨，不管怎样，这都可以让我们分散注意力，不去想那些困扰我们的麻烦，因为这些事情太痛苦，我们根本不愿去提及。现在妈妈走了，姐姐也不在我的左右，我无法想象还有谁能填补这样的空白。
但是正如俗语所讲的那样，上天不会扔下任何一个人不管的。也就是眨眼的工夫，母亲的三兄弟相继出现，轮番填补着我身边的空白，他们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同时也是师长、玩伴、传道士，他们风格各异，方法不同，但对我这个没爹没妈也没有姐姐陪伴的小孩而言，这已经是无尽的解脱。特别是当我开始为自己难过的时候，有他们就会让我深深感到作为加德纳家的一员，我是多么的幸运。
每当我去看望阿奇舅舅，或是就住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又一次意识到勤奋工作、目标明确、专注和自学的重要意义。阿奇舅舅本来是工会的普通一员，后来他一直晋升为工会主席，这与他的博览群书、努力学习，以及熟悉社区工作等是分不开的。
然后就是威利舅舅，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本是个平淡无奇的下午，可是有了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能想出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国际间谍和充满阴谋诡计的大冒险。听威利舅舅说，自从从朝鲜战场回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就不乐观。这不过是种委婉说法，意思是说他患上了精神疾病，我们这个大家族里是有些人在受着这种疾病的困扰的。结果，大多数人因为无法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他们往往会去找舞蛇者，而不是去找精神病医师。这在当时并不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