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讲的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痛斥的一个化名狄克的人，说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干着反革命的勾当。牢房里的人虽然不是每个都知道狄克就是“四人帮”之中的张春桥，但也闻出了气味，顿时有人高声朗读萧军《八月的乡村》和鲁迅《三月的租界》。第二天，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从十一月初开始，在“四五事件”中被捕的人陆续出狱。我的案件虽然与此案无关，但也被算作“反四人帮”的冤案于十二月底被释放出狱。且不说这一事件对于彻底结束“文革”、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意味着什么，仅就对我个人来说，它起码改变了我的遭遇。否则，不知我还会被不明不白地关押多久。
从后来官方披露的材料上得知，当时被抓的共三百八十八人。这些人被放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公正的结论。从一九七六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初，社会上要求平反“四五事件”的呼声不断。北京大学等地贴出了许多大小字报，“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八亿人民心不安”的大标语和“人民万岁”的传单出现在王府井等繁华的街道上。人们将酒瓶挂在树枝上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当时，因为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发生的案件共八十六起，抓捕十六人。其中包括孙维世的侄女、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孙央的女儿和原国民党将军程潜的女儿。
在广大群众生生不息的反抗声中，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召开“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九月至十一月，各报陆续刊登了《天安门诗抄》以及相关英雄事迹。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央还未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新闻媒体的自发行为。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该次会议的公报宣布：“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至此，参与“天安门事件”的和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
此前，北京出版社受命，以“童怀周”（北京外国语学院部分教师的笔名）为主，组成十一人写作组，编写《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意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刘迪成为该写作组成员，经常在写作组驻地出现，我也得以在那里与他相识。该书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完稿，十月出版。
我试图描述这一事件的全貌，是希望从这一历史过程中看到刘迪和他的朋友们都做了什么。那是一场有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和任何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一样，承担后果的往往是极少数人。在历史的机遇面前，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优秀的素质创造着历史。我们常常称这种人为英雄。而刘迪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也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分内的事，这是我的本分。”什么叫做本分？他接着说：“好好学习是学生的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做工是工人的本分，而面对法西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