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中的日常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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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关押的地方理论上说不算监狱,而是看守所,看守所和监狱相比,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前者关押的是还没判过刑的,后者关押的是已经判过刑的。但那个年代不讲法律程序,就我所知,我所在的看守所里关押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十年,是民主党派人士屈武的夫人。

刘少奇的前妻谢飞被关了五年单身牢房,据说出狱后患了失语症,除了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以外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后来和我在同一个号里的苏联人莉达也在单身牢房里关了五年,精神几乎崩溃时才被调到了多人牢房。因为是在首都,又是市一级的看守所,而它正巧又在一个真正的而且是模范的监狱的隔壁,便被在里边和在外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看成是真正的监狱了。

“文革”中监狱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三元五角,囚粮与军粮的标准一样,凭良心说,应该算很优厚的待遇了。狱里和狱外一样每日三餐,星期日是两餐,这也和十几二十年前许多机关和部队大院的规格一样。菜的品种一般冬天是心里美萝卜、大白菜,夏天是茄子、黄瓜、西红柿。当年市民饭桌上也无非是这样单调,就算萝卜常常是糠心的,白菜主要是帮子,茄子黄瓜都老得带籽,也不能说是对犯人的特别虐待。不同的是,伙房像是有意要把饭做得特别粗糙。比如萝卜,切得像碗口那么大,假如萝卜的直径恰好没有那么大,就竖着切,比横切面还要大,而我们每人发的两个塑料碗又很小,小到装不进一片萝卜,塑料勺又软,只好用手抓着吃。这时候你如果能往宽里想,想到有些插队知青常常一个季节都吃不上蔬菜,就会觉得那菜切得多大实在是一点儿也不重要。但是你千万别往深里想,往深里一想就会觉得有人故意让你领悟到,囚粮毕竟是囚粮,怎么可以让你享受和军人一样的标准,而不让你觉得你实际上不配呢?

女犯不管是因为什么而来,大多是操持过家务的,为了使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我们使出了所有的伎俩。监狱的重要规定之一是,不准同囚室的犯人相互见面。开饭时,值班的队长晃着一串钥匙走进筒道,哗啦哗啦地打开一扇门又关上一扇门,如果哪个号的人走慢了,队长会向你吼,所以都一溜小跑走得飞快。刚开始,同号都不让我去打饭,时间长了应我的要求她们也会同意让我出去走一次算是散心,虽然那距离不过十米八米,时间不过一两分钟,可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一律不准我去打早饭。后来才知道,原因是我抓咸菜的本领没有过关。在女号,早饭被视为一日三餐中最好的饭,因为有玉米面粥和北京辣菜,北京辣菜是从店里买来的,切得细而且还有芝麻,当年在北京人的饭桌上都是稀罕菜。为了抓得多又不让队长吼,窍门是把五个手指撮得紧紧的,下手时要尽量深而且快,放到碗里先不能撒手,直到走出队长的视线。哇,进了门一松手,几乎是满满一碗,当然比萝卜片菜帮子好吃。这个活儿是我进去几个月后才被允许干的。北京辣菜除了喝粥、就窝头以外,最大的功能是腌肥肉。狱中居然一周能吃到两次肉,也是切成大块,和不管什么菜熬在一起。赶上吃肉,每个号都希望最后一个打饭,道理很简单,瘦肉都沉到桶底了,赶上队长看谁顺眼,说一声“都倒上吧”,很可能端回来够我们吃好几顿的肉。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我在狱中近两年,大概赶上过三四次。更多的时候是端回的菜里漂着一层猪油和几块肥肉,因为肉是熬的,没有咸味,肥得难以下咽,就拣出来埋在咸菜里,腌上一半天后夹窝头吃简直是太香了。

狱友们还发明了烤窝头片,拿一根线,一头用牙齿咬着,一头缠在手指上,把热窝头像切松花蛋一样切成薄片,然后放到暖气片上烤。监狱里最忌的是硬东西,连大小便用的桶都是塑料的,唯有暖气片一定得是金属的,只好躺倒了装在屋顶上。把所有人的被子摞在一起,站上去,先把预先留下的半张《人民日报》(这是狱中唯一让看的报纸,每天看完后收回)铺好,下面的人再一片一片递上去,还得有个人站在窗下听着队长的动静。这种特别危险的事我们不常干,要干也必须号里特别团结,否则让谁揭发了可不是好玩儿的。那种又酥又脆的零食我只吃过两次,记忆中那滋味比困难时期妈妈差我去买每月一家二两的芝麻酱,经受不起诱惑在路上用手指蘸着偷吃更带劲儿。

关于吃,我还能讲出许多,比如为了能吃到鸡蛋,假装拉肚子而要求吃回民菜,比如周末吃两顿饭,没有玉米面粥也没有北京辣菜,闲饥难忍时的精神会餐,比如逢年过节时端起白米饭时的联想。在很少有人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滋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它的做法:十份牛奶一份糖,用小火慢慢熬,熬稠了就是现在卖二十多块钱一瓶的巧克力酱。这是莉达教的,很多年后我按照她教我的方法成功地做过草莓酱。我当然不是想把监狱生活美化得像小孩儿过家家那样有趣,我只是想说,就像那些在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的家庭都有挨过饥饿的绝招一样,每个号的人都会在百无聊赖中寻找消磨时间和调剂生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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