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经历过白色恐怖、残酷的战争和不治之症，他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而我则不同。两年，是由许许多多忐忑揪心的日子组成的，它对人的改变也是意想不到的。出狱后所有的人都发现，我说话的速度变得特别缓慢，而我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感觉。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有点儿害怕，站在商店门口，我踌躇着，那是我可以进去的地方吗？左右看看，发现并没有“队长”吼我，才怯怯地走进去。转了一圈儿什么也没敢买，回到家却发现，出门时妈妈给我的二十元钱不见了。我发现自由也和不自由一样需要你去适应。更重要的是现实处境，那年我二十二岁，拖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没有学上也不准许读书，男朋友和我吹了，以前要好的同学又都躲着我，除了被迫在街道和家庭妇女一起做童装，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只能去找一凡，只有在他那里我没有心理障碍，没有语言障碍。我们相互讲述监狱生活，共同商量上访平反的事。为了让我有点儿事做，他鼓励我学英语，并跟着我一起学，虽然我根本学不进去，但为了不让一凡扫兴，我还是坚持着。
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一凡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在一凡家认识的人似乎个个都不同凡响，他们遭遇不同、处境不同，但都生活得特别充实。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生活的意义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被赋予的。渐渐地，我不再那样消沉。我开始忙起来，也快乐起来，张罗着为自己买衣料做衣服。我还为一凡织了一件深蓝色开身毛衣。一凡从来都只穿绒衣，没人给他织毛衣，我为他织的毛衣成了他仅有的毛衣。看到我情绪好起来，有了笑容，一凡特别高兴。他后来告诉我，当时被抓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也最无辜，他最怕我一蹶不振。看到我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一凡比任何人都更高兴。
在一凡的精心呵护下，我度过了出狱后最难挨的日子，准确地说，迈过了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儿。平反以后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记者、编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幸运的是，我已在一凡的启示下懂得了，人可以自救！人只能自救！在挫折甚至灾难面前，我也有过软弱，但却没有逃跑，没有倒下，起码没有背离自己。我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特别是一凡，因我而增加一分失望。以后，每当我遇到那种因社会的不公而遭遇挫折，变得消沉颓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不可救药的人，我总在心里十分惋惜地想：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一凡那样的朋友该多好！
多年以后，我逐渐懂得，人是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被塑造和被拯救的。如果有谁背离了自己，也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可我还是宁愿认为，如果没有一凡，我将不可能从我的黑夜走向我的黎明。我从一凡身上懂得了抱怨没有用，并且学会了不抱怨，这使我一生获益匪浅—你端着的这碗水洒了，不管你怎样惋惜都收不回来了—这是任何一个家庭妇女都懂的道理，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哲学，是一个使你在生活中不绝望的人生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