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往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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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是怪杰荟萃的大本营。你只要研究那个年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只可惜我进入时,那种沙龙活动已接近尾声。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是社会的佼佼者,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一批人上了大学,那些直接读研究生的,较早出国学习的,多是朱学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篇文章里所说的,“文革”中毕业于重点中学,上山下乡时开始读康德、别林斯基的所谓“六八年人”。如果说日后他们没有像当年那样独领风骚,在主流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名气,没有专著,没有社会地位,也并不说明他们全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停止了思想。也许事实恰恰相反,沉默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吗?我相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

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况且毕竟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狂态,他们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世人皆知。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逐渐消沉并终于隐退了,对以往或者只剩下冷漠、伤感,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我常常想,或许对此最该负责任的恰恰是一凡。他给那么多人描绘了那么多好梦,却无法承担好梦破灭的代价。曾经是这样,我把一凡当成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上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原罪、赎罪什么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最迷惘的,我不知道我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急于改变,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变成什么;充满了激情,却对前景没有明确的想法。不只是我,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类似的一段路程。大家彼此吸引,小道消息已经不足以使人激动,开始涉及那些大胆的离经叛道。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们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共同感觉。为一些人的命运而不平,又为另外一些人的悲剧而痛苦。殊不知,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悲剧的时候起,我已无可逃脱地进入了悲剧,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骗到楼下去接电话。我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推进了传达室。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就被戴上了手铐。在那一刻表现的惊慌也许显得太幼稚了,我甚至没问问原因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我被关在“王八楼”,因为其中间是圆形大厅,四周有五个筒道而得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许多人被关在那里,使“王八楼”在北京名声大震。

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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