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芬妮小姐。”他用双手指着他的眼睛、鼻孔和他的嘴巴，“我前面有五窍。”他动动耳朵，“我旁边还有两窍。”他弯腰靠近我，“从现在开始，我打开所有七窍来学习。”
“好，”我笑着说，“喔，好极了。”
教导阿吕是我可以全心投入的工作，我也真的是完全付出。没有一个老师能像我这样从学生身上得到这么大的回报。天啊！主日学的学生里没有一个比得上阿吕的创意和求知广度。不过他不是唯一换下异教徒服装，转而穿戴美国帽子、鞋子、袜子、衬衫和西装等等文明衣物的人。许多中国人跟阿吕一样，似乎对于使用刀叉或是特别需要使用刀叉的高等文化感到相当适应。有些甚至读、写、说起英文来跟他一样流利。
“我们的支那佬变成绅士了。”我兴高采烈地说。
“他们只是看起来像绅士，”菲比纠正我，“他们学到了文明的皮毛，而不是核心。现在我知道上帝为何要把我留在北亚当斯了。”
童年时，我会假装教书，菲比假装传道，很忠实地进行所有浸信会的仪式，唱圣诗与召唤忏悔者皈依，用芳香的干草当做水为信徒施洗。在父亲终于偿还所有债务而准许我们雇用女仆时，菲比申请加入公理会。公理会拒绝了她，理由是他们不相信单身女性离家之后会勇敢、坚定和满足。从那时开始她一直在教主日学，发放布道小册子给贫苦之人，到酒铺劝人信教。
支那佬来的时候她不在家，所以不是他们的老师。然而，菲比坚信她是上帝用以拯救他们的工具。她相信让他们改变宗教信仰的关键在于用他们的语言阅读上帝之言。阿吕警告她大多数的学生在中国没受过什么教育，很多人英文的阅读程度已经跟中文一样好，甚至更好。我告诉她牧师们老早就致赠每人一本英文《圣经》。她还是向美国圣经协会订了七十四本中文《新约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