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据地所有“家产”全都搬走。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的电线，更不用说各种文件、档案和中央金库的金银财宝了。用驮子和挑子组织起来的运输队绵延好几里。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
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因为同“南天王”陈济棠的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敌人布置在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西征的红军已经失去了原定的到达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陷入了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划。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时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意见分歧延误了战机。
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中央红军翻越地处湖南、广西交界的逶迤苍茫的老山界，即五岭之一的越城岭，进入苗族聚居区。部队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张闻天同毛、王一起，开始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用张闻天日后的话说，“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博古也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对李德、博古的批评，首先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西征的军事指挥的错误上。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的办法。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下又变为“全线防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惶失措的逃跑，西征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过了老山界后行军途中一路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亟待解决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指出，李德、博古坚持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这个方针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