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人走到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谭功达看见那扇平板木门是拱形的，门上缀着一条细麻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桃核，除此之外并无它物。
“这是圣方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团长说，“一切都显得朴素简单。”
谭功达伸手拉了一下那桃核，门就开了。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房子似乎有点漏雨，墙上的石灰都起了皮。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书桌、一把木制圈椅。紧挨着墙边的地上有一张木板，这大概就是母亲当年的卧床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壁龛，里边有一盏小油灯。
“我记得墙旮旯里原先还有一个净桶，”白发老头补充说，“其余的，都是当年的样子，原封未动。”
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谭功达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之夜，母亲在这张木板床上生下了他。一个头戴簪花的老妇人从狱卒手里接过孩子，出了房门。她的母亲，仿佛仍然坐在窗前的圈椅上，回过头来，朝他寂然一笑。妈妈，妈妈。她的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由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妈妈。妈妈。除了“陆秀米”三个字，那个被戏文和高耸的纪念塔所固定的形象，跟你脸上碎碎的笑容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教科书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与你的寂寞和忧伤又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来推算，母亲去世时年龄与谭功达现在的年纪大致相仿。而她从梅城出狱回到普济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她为何突然之间发了禁语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僧侣和哑巴？在蛰居普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她每日只是侍弄园中的花草，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个不合常情的举动在谭功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他现在仍不能知晓的秘密。他翻遍了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资料和回忆文章，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伴侣，名叫喜鹊，按理说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可她也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灯灰集》。这些诗虽然稚拙、不事雕饰，许多地方不合韵律，可也不是初通文墨的谭功达所能轻易理解的。苦读这本诗稿，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普济一带的风光景致、农事稼穑，到了她的笔下，也能含咀英华，绮怀伤情，让人生趣顿消。多少年来，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