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 舞：《开荒第一天》中，您表示“这决不意味着我蔑视智能”。可是全书只有少数篇幅谈到农民可能有的劣根性，比如附近村民把您买来的青砖“偷偷搬了些去修补猪圈或者砌阶基”。《拍眼珠及其他》中，您对这种残酷的私刑似乎批判得也不够。您对当地农民的这种好感容易让人联想起“反智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这样的大词。
韩少功：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城里人或上流社会是否就没有劣根性？第二，对有所谓劣根性的人是否就不能有“好感”？比如梁山好汉，是否只配狠批猛揭？第三，如果说农民有劣根性，其原因是否全在农民自身？来自强势阶层的压迫、盘剥、潮流性洗脑等是否也值得审视？第四，如果这些审视都从人们的眼里漏掉和删除，那么批判会不会变味？会不会只是满足上流人自我精神优越感的一种嘲弄和歧视？最后
一个小问题：作者的每本书是否都得以揭恶批丑为主题？……
燕 舞：如何对待底层如何对待工农始终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顾颉刚在1927年悼念王国维自沉时表示，“我们应当造成一种风气，把学者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
针对顾颉刚对王国维前倨后恭的态度，台湾学者王汎森有个推测：“其关键原因是读书人积极希望成为他们所不是的身份，他们认为自居为士大夫是可耻的，应该成为‘工人’或‘民众’。” 农民是一个您“所不是的身份”。这种私人感情上的真诚丝毫不用怀疑，但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里来看，您觉得这种朴素的好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么？
韩少功：我从来反对神化人民。这种神化就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知识分子膜拜底层身份的背景。这种膜拜也许出于某种左派幼稚病，与膜拜市场的右派幼稚病貌离神合。但我们反对仰视，不是主张俯视。反对神化，并不意味着人民就是垃圾，精英就有理由自恋和自大。精英的意义在于他们能够为大面积的民众造福，并且善于凝聚和提炼民众的智慧。他们如果忘记这个责任，忘记这个依存条件，仅仅把自己当作社会金字塔结构的高端大人物，就与希特勒没有多少区别了。因为我们反对希特勒的全部根据，不就是他漠视人民、脱离人民、危害人民吗？
燕 舞：我最关心的还是，乡村世界如何保持主体性和自足性？如何在被裹挟进全球化潮流后还能维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美联社记者泰德·安东尼一篇题为《小镇上的麦当劳，有喜也有忧》的报道就让我特别感动，对麦当劳的连锁店开进宾州考德斯波特县的利弊进行了充分的报导。但在我们这里，以发展和改革的名义，一个乡镇可能不加任何提防地招商引资，哪怕是一个不利于环保的项目。更遗憾的是，当地的农民可能就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心甘情愿地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
韩少功：我同意你的主张。应教育农民看得更远一些，也应解除强加给农民的物质困境和精神误导。一个污染项目后面往往有社会综合征的全部因素。这里推荐你看看《天涯》杂志近期上张浩文的文章。他对此有很好的调查分析。
燕 舞：批评家李陀最近谈及当下国内文学批评现状时称，“20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特点是去政治化”，“未来的‘纯文学’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提出特别强烈的批评和反驳”，“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是经过改造的散文，有点像鲁迅的杂文，但比鲁迅的文章轻灵好看。那些轻灵的散文结集之后，就构成了很厚重的批评。”李陀的这个评论您觉得到位么？韩少功：商业文化的内核就是欲望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感觉力的丧失，与历史上的造神文化殊途同归。比如，我们从八卦化新闻和泡沫化文学里，已经看不到多少对自然和人的生动感觉，倒是经常遭遇雷同或胡闹。因此，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
【《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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