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策取向发生变化
政府宏观政策取向发生变化导致国有经济布局大规模收缩，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英国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发祥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前，在英国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都程度不同地奉行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加大国家干预力度的办法，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实行“需求管理”。但是政府干预政策的结果，不但没有促进英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反而使英国国民经济陷入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恶性循环之中，直至发展到1973年出现严重的“滞胀”。虽然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通病，但在英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因而被讥之为“英国病”。据《欧洲经济史》记载，1950—1970年，在西欧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德、法、意GD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2%、5%、5.4%，而同期的英国仅为2.7%。为了医治“英国病”，1979年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彻底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转而采用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政府经济政策导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便成为撒切尔夫人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
四、外部环境因素改变
前文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德、意等国国有经济布局大规模扩张，国有化掀起高潮，一个重要的引发因素是实行美国援助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同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有经济布局收缩，也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
首先是欧盟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大力推进经济一体化和市场自由化进程，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在1997年接管了货币发行和监管职能。尽管欧盟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并没有直接要求成员国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收缩国有经济分布范围，但它要求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政府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要求各国政府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减少以至取消对企业的补贴，放松对基础设施产业的管制。各国要履行这些规定，只好被迫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收缩国有经济分布范围。例如，要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出售国有企业资产就成为最快捷的途径。放松对基础设施产业的管制，必然加速促进民间资本进入，从而降低国有经济在基础设施产业的市场份额。德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1991年12月“马约”签订以后，德国作为欧盟经济一体化和市场自由化的主要倡导国，必须率先垂范，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程度，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放松市场管制。德国在1996年至2001年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造运动；意大利从1992年开始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造运动，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满足“马约”对欧元区成员国在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方面的要求。此外，1997年通过的欧盟《罗马条约》决定建立泛欧交通通信系统，直接导致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铁路、航空和电信部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运动的兴起。
其次是苏东剧变的影响。1989年的苏东剧变，被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以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国有企业普遍绩效不佳，破坏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运动的兴起。甚至就连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被好事的西方学者认为是得益于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体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