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终于从床上跳了起来，直奔市政府。这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我必须去市政府上访。我当时思考这事，使用的思维语言并不是“上访”之类的官方语言。我把政府说成当局，上访说成交涉，请求政府竟成了正告当局。似乎政府就是同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板凳上的一个大活人。
我刚准备跨进市政府大门，武警战士手一伸，拦住了我。我暗自交代自己镇静，不用害怕。政府有什么可怕的？这可是人民政府啊！可我的心脏很不争气，扑扑地跳个不停，感觉它已经跳到喉咙口了；脸一定红得像猴子屁股。汗水直流。我几乎口吃了，说了几句自己都理不清头绪的话。武警战士当然听不明白，喝令我去传达室办登记。士兵的粗暴让我感觉到了羞辱，却只好在心里自嘲：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
我想老百姓的浪漫真是好笑，还《挑担茶叶上北京》，谁有本事你挑担茶叶上北京去试试！别说上北京了，你挑担茶叶上这市政府来试试！我茫然四顾，不知往哪栋办公大楼去。我瞧准一栋最气派的办公楼，心想那里该是我要去交涉的地方。可刚才士兵的威严已让我的勇气减去了几分，只不过是自己不想这么承认而已。我只好再次调动自己的愤怒，让愤怒给我勇气。
坐在办公室的是位白胖的中年女人，看样子刚打了一个哈欠，睫毛上挂着泪花。见我推门进去了，她忙擦了擦眼睛，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坐下去之后，她又示意我关了后面的门，免得跑了冷气。这里凉飕飕的，太舒服了。冷气开始浇灭我的火气。同一位陌生女人在如此舒服的房间里对坐着，我是第一次，内心有些尴尬。我尽量显得从容些，双手自然地叉在胸前，操着生硬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不时地耸着双肩，像位西方绅士。中年女人微笑地望着我，很专心的样子。她的神情让我感动，鼓舞了我，我更加滔滔不绝。电话响了，她抓起电话，温柔地哼哼喂喂是是哦哦。完了。我刚准备接着说下去，她如梦方醒的样子说，你是说这事啊？不归我们管。然后她客气地告诉我应找哪个部门。我还想申述几句，中年女人先起了身。我只好起来，硬着头皮道了谢。当我拉上门的时候，隐约听见这女人在我身后嘀咕了一声。我脸立即发烧。其实我根本没有听清她说了什么，脸却烫得跟火烧似的。当时我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事，仍然按照她的指点，朝另一栋办公楼走去。外面热得令人憋气。后来我总在想，那女人在我背后说了句什么话？我只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人潜意识里的感觉有时是最准确的。我便猜测，那女人说的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十有八九是说我神经病。那个下午，我就在一栋又一栋办公楼间进进出出，一会儿凉，一会儿热。
我不想进任何一栋办公楼了。多年之后，我只要想起政府，再也没有想到什么平起平坐的大活人，只回忆起一张张似笑非笑的脸，还有下班时的办公室沉闷的关门声。
我终究不愿回到老家去晒太阳，不想去淋雨，最后还是去茶叶公司报到了。家里听说我分配到了茶叶公司，像是沾了很大的光。父亲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我也像县城里的人一样，天晴在阴处，落雨在干处，坐板凳，摇蒲扇，吃白米，喝清茶。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留在了市里，真是祖上坟场占得好。家乡到这个市里，得坐一整天的火车。在他们的心目中，越是遥远的地方，越是大地方、好地方。最遥远的除了天上，就是北京。天上是好的地方，北京也是最好的地方。我奶奶一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寿命却长得让城里人嫉妒，活到一百零五岁。她老人家所有的记忆只停留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再也不往前走了。所以毛主席真的就永远活在她的心中。她总以为毛主席还活着，经常很向往地猜想毛主席和江青的生活，说毛主席真幸福，嘴里老是衔着冰糖，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晒太阳，江青就坐在老人家身边飞针走线纳鞋底，她是毛主席的堂客，手艺好，又快，一天可以做好一双鞋。没有这套好手艺，毛主席肯娶她？有时她又说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连红烧肉都不吃了，省下钱来给苏联还账，就忍不住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