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密码局这件事，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假定给你无限的权力组建一座有5000个床位的医院，医院建成后，来了5000个病人，如果医院里就你一个医生，显然你无法给这么多病人治病，于是你需要想办法找到更多的医生。
如今，我的床位上挤满了病人——有待破译的电报蜂拥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看着病人死去，而寄希望于我的医生和护士能快点成长起来。
我以范·德曼的名义向伦敦、巴黎、罗马发电报，要求他们送有能力破译德军密码的专家到华盛顿来帮助培训新学员。
各国都没有多余的密码学教师，所以只能提供一些德军的密码实例供参考。
密码专家确实很珍贵。后来，我去伦敦学习密码术，一名英军上校告诉我，希金斯上尉是英国最厉害的密码专家，对英军来说，他的身价是4个师的兵力。
我翻阅了军事学院的档案，从保存的信件看，好像所有美国人都懂密码学，有人来信说愿意提供破译密码的服务，还有的说美国政府应该立刻购买他们新发明的绝对破译不了的密码。
我很快从这些人中挑选出几名学者，他们似乎非常懂密码学，我要求他们参军服役。
我看到，一群有上尉军衔的学者，围着长着一个瘦脸的中尉转悠，这是一幅值得观赏的奇景。我的任务是逗大家快乐。我故意说话带着语病，这似乎让他们特别高兴，他们说我有“天生的智慧”。看到他们渴望掌握密码学原理，我非常高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教室里没有，所以肯定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过不了关。我突然发现，学识就是吸收知识的能力。可是，他们面前并没有多少知识需要吸收，而是要靠自己去发掘。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合格。
约翰·曼利博士是第一位成功的学者，他沉默寡言，服役前是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的主任。曼利上尉很有独创性，也就是我们密码界说的密码思维，有他是我们的福气。他注定能成为最有能力、最成功的密码专家。我后来成为陆军部密码局的领导，我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