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翼邀我为他多年跟踪采访俞敏洪和新东方而完成的这部著作作序。我欣然接受，因为，俞敏洪所从事的事业与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相关。在我看来，这部书中的所记所述，映射着一个与民族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这样说，绝不是夸大其词。
俞敏洪的个人素质和坚韧执著确实是新东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全球化和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背景看，也有其成功的必然性。因为，俞敏洪和新东方进入的是一个中华民族最“劳民伤财”的领域。试问：中国人在哪一门学习课程中花费的时间、精力和经费最多？大概没有人会反对，答案是“英语”。中国人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学英语，考英语”就几乎一直如影相随，像幽灵一样难以摆脱，但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仍然遗憾地没能真正学好英语。国家、家庭、个人都为此付出极多的时间、精力和经费。特别是那些精英人士或者期望成为精英人士的知识型人才，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完成学业，获得学位，统统必须“痛苦地”学英语、考英语；更不要说出国求学，掌握英语当然是必要条件。英语几乎成为中国所有专业技术职务门槛的“敲门砖”，例如要晋升“职称”，就要通过英语考试。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进入了一个中国人耗费资源最多的教学领域，在这个蕴蓄着巨量收入的产业领域，商业“蛋糕”实在是太大了！
早在“五四”运动的那个年代，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思考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时就指出，中国文字耗费了太多的民众时间、精力和教育资源，许多人主张中国文字也应走西方拼音文字的改革道路（甚至毛泽东也曾有这样的主张）。也是为了减少学习和使用中国文字的成本，新中国成立后也曾进行了几次汉字简化。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其目的无非是要节约使用中国文字所耗费的“交易成本”。
但是，现在看来，同使用汉字的交易成本相比，中国人学英语、考英语所花费的成本要大得多。世界上有数百种语言，《圣经》上说这是上帝有意要给人类的沟通交流设置障碍，是对人类的一种惩罚。于是，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民族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就必须进行语言翻译，或者迫使人类必须痛苦地学习“外语”。这实质上就是为克服和解决不同语言之间的障碍，进行语言符号转换而支付交易成本。
不过，由于各国的文明发达程度和国际地位不同，所以，在支付语言转换成本上的竞争地位是极为不平等的。一般规律是，经济和文化较弱势的国家，不得不为语言转换付出远比经济和文化强势国家更多的成本。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英国曾经是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而当代世界，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近现代以来，绝大多数文献以英语记载，英语成为20世纪以来大多数国家认可（或者不得不认可）的国际交流语言（曾经有人试图发明推广“世界语”，以实现语言平等，但终未成功）。总之，英语是其他语言难以替代的最强势的语言。尽管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其竞争力仍然无法与英语同日而语。各种文献资料特别是科学学术成果如果不是用英语表达，甚至很可能被视而不见。国际交流通常也必须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语言不平等的最普遍表现就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可以不在意学外语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除非是具有抱负的一些人准备将来从事必须使用非英语的特殊行业；而其他国家则不得不花费极大的教学成本学习和掌握非母语的英语。显然，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公平性！
尽管不公平，但只要中国没有强大到让其他民族都须支出更大的成本来普及中文，只要美英等英语国家仍然是世界各国中经济和文化最强势的国家，全民学英语就是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命运！将更多的资源（时间、精力、资金）投入到学英语、考英语的现实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流利地运用英语，以英语水平作为知识水平、文化水平，甚至专业水平（考不过英语就评不上和当不上教授、研究员、主任医生、高级工程师等）的标准，既是中国文化进步和人才水平提高的表现，也是面对英语强势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悲壮”奇观！
所以，可以说，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所从事的是中华民族最悲壮的事业。从《柔韧有“俞”——你所不知道的俞敏洪》一书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俞敏洪正是怀着某种悲情，特别是对北京大学的悲情，从逆境中奋发创业而艰难创办新东方的。敏洪的悲情奋发和民族的悲壮拼搏，就是我看到的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