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如还不到一岁半的时候，绍进接受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提供的教职，我们因之举家搬迁。但在新学期开始之前，那年8月，他还要去科罗拉多的博尔德（Boulder）参加一个物理学的专题研讨会。
1969年8月2日，我们跳进我们的第一辆新车——一辆绿色的道奇Dart——一路西行。这辆车购自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交界处的一家汽车代理商行，花了我们2 400美元。因为手头没什么钱，我们只买了最低配置的车型，既没有自动挡，也没有空调。
我们先开到伊大，看一眼校园，另外找个住处。我们看中了一套新的双拼公寓，租了其中一间，买了些二手家具。安顿好这些之后，便继续驶往科罗拉多。我们一路经过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连绵不断的玉米田，直到看见科罗拉多州境内美丽的落基山脉。到了博尔德之后，绍进又和他的物理学家朋友们打成一片。白天的时候，绍进作他的物理学研究，而我边照看纯如边做家务。到了晚上，绍进会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来，举行非正式的聚会。周末，我们经常带着纯如在附近的山间小道上徒步旅行，一路上两人轮流背着她。我们探索了附近的几座国家公园，当然，少不了最壮观的落基山国家公园。我暗自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余生。
在博尔德举行的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开车返回伊大。17个月的纯如生病了，半路的时候，她发起了高烧。这时候，车里没有空调的坏处就十分明显了。那时是8月底，车内酷热难耐。我们决定将剩下的路程改到晚上走，路上可以凉快些，白天则躲在有空调的汽车旅馆里。那天晚上，我们到了奥马哈附近的一个小镇。时间太晚了，没办法去看医生，但我们想办法打通了一个医生的电话并征求了他的意见。看不到纯如本人，他所能建议的只有尽量让她的体温降下来，而我们已经努力在这样做了。
我对纯如的状况非常担心，于是想要尽早赶回厄巴纳。发着烧的纯如脾气很坏，哭个不停，我想尽办法安慰她，但所能做的其实不过是无助地在一旁看着她受苦。那时候，我突然体会到，30多年前，在中国战时的艰苦岁月里，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生病时，我的父母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在那个没有月亮漆黑一片的8月夜晚，当绍进开车经过艾奥瓦州时，我的思绪居然回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 1940年，我在重庆出生。八年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1940年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一年。日军袭击珍珠港从而将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是一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
我的父母于1937年逃离南京，同大群难民一道，先是撤到长江边的武汉，然后坐火车到了衡山。他们在衡山待了一阵，因为我母亲即将临产。她当时怀着我的大哥张铮铮，他出生于1938年的大年初六。
1940年，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东和华南大部，现在，他们开始轰炸西南各省。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头号轰炸目标。日军飞机日夜轰炸重庆，希望可以迫使中国投降。据我父母回忆，当时每天都会经历一两次空袭。一旦空袭警报响起，每个人都立刻放下手头的事，跑进防空洞。那时候，中国的空中力量薄弱，无力防御领空。20到50架不等的日本轰炸机编队频繁出现在重庆上空，肆意轰炸。成千上万的平民丧生，房屋、学校和医院被夷为平地。后来，我的父母向我讲述了他们在轰炸时经历的许多恐怖事件。总是火光四起，成片的房子毁于一旦。父亲眼见横尸遍地，闻到血肉烧焦的味道。母亲见过一个严重烧伤的女人，抱着一个已经烧焦的婴儿，还在试图救活他，全然不顾自己身上仍在燃烧。那些恐怖的景象我的父母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挂在树上或电线上一只手或一条腿的残肢，轰炸后遇难者扭曲变形的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