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婚姻仍不是一种经济上平等的伙伴关系。美国50个州有47个—加利福尼亚、路易斯安那和新墨西哥除外—没有明确给妇女以法律权利，让其拥有一半家产。母亲们的无酬劳动也没有使她们有权分享原配丈夫的收入—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离异后。家庭收入完全归“挣者所有”，这是法律学者约翰·威廉斯杜撰的说法。已婚妇女是“寄生者”，法官依据她和孩子对其生父未来收入的“需要”来判定究竟“给予”一个离异妇女多少钱。结果，无一例外，离异后的母亲—首要职责是照看孩子，要比那些全身心投入事业的女性在经济上更窘迫。
最后，政府的社会政策根本没把照看未成年家庭成员的无酬劳动界定为工作。家里的首席看护者没有被视为一个完全的生产性公民，从而被剥夺了本有权享受的社会保障。保姆可以积分，以享受社会保障，但母亲却没有。除非她通过其他方式“被雇用”，否则生身母亲无权享受失业保险或补偿。母亲一旦失去生活来源，唯一的保险体系就是社会福利，而这也不再是稳定可靠的了。
由于上述原因，做全职妈妈是造成老年女性贫困的最大诱因。在美国，全职妈妈的养老金比男性少，也比无子女的女性少，65岁以上的女性可能比同龄男性贫困两倍以上。
对母亲工作的贬低也波及到那些领取薪水做类似工作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幼儿园老师常被说成是“看孩子的”，其工资之低导致该行业的优秀人才不断流失。做日间看护工作的人中生手越来越多，一位专家称她们是“快餐式日护”，而受过高级训练的玛丽·波金式的保姆却被公然划归为“非技术劳动力”，并因此被拒绝入境美国。
这些政策的最终恶果，是在经济上重罚那些愿意在孩子身上真正下工夫的人。在所有献给母亲的甜言蜜语背后，是这一残酷的现实。美国母亲或许有自己的节日，但在一年的其余日子里，她们的价值、她们的特殊权益、她们对子女的奉献却总被打折扣。随着21世纪拉开帷幕，女性也许会争得平等，但母亲却被抛在了后面。改善母亲地位，真正承认她们的劳动是妇女运动未竟的事业。
但是，重新评价母亲的劳动实属不易。甚至女权主义者也常常不愿承认许多女性的生活就是围绕孩子展开的。她们用女性离开孩子的距离来衡量进步的大小，而且担心，如果生儿育女是一种更诱人的选择，那么，许多女性作为天生的养育者就会重返家庭，扮演忍气吞声的角色。她们忧虑的是，如果把做母亲看成女性的天职，就会影响女性在工作岗位上获得的收入。
照看孩子使女性地位沦落。对此，女权主义者不是改善其地位，而是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尽管已呼吁了30多年，看护幼童的几乎百分之百仍是女性。这说明女权主义者需要新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