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严肃的历史学家敢于去解决（或者至少是提出）反事实问题。吉本总是会着迷于某段历史发展的细节处，偶尔也允许自己以明显的反事实方式来写作。例如，他曾假设公元733年查理·马特尔没有战胜萨拉森人会发生什么，并有这样一段简短的描述：
胜利的行军路线从直布罗陀巨岩延至卢瓦尔河岸，增加了1 000多英里；同样的距离也能把萨拉森人带到波兰的边界和苏格兰高地；比起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莱茵河的航运条件也不差，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不经海战就能驶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话，也许现在牛津大学的教学内容就是《古兰经》，也许还要在讲坛上向行过割礼的学生们讲解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性与真理性。
当然，这只是一段有着讽刺意味的题外话，吉本以此调侃自己曾就读的大学没教给自己什么知识。相比之下，法国作家查理·勒努维耶则更有抱负。他的著作《架空历史：历史的乌托邦》（恰好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面世100年后出版）完全是一部“关于欧洲文明并未出现却极可能产生的发展的虚构历史作品”。勒努维耶称自己“好比是研究历史的斯维登堡—一个总是幻想过去的空想家”，并且还称自己的作品是“事实与想象的混合物”。《架空历史》作为一位17世纪反决定论者的自白书，被后人不断地传承与补充，书中主要的反事实假设与吉本如出一辙。由于马可·奥勒留统治末期历史发展的微妙变化，基督教没能在西方确立地位，而只是在东方扎下了根。西方世界因此又延续了1000年的古典文明。当基督教最终进入西方时，它仅仅是世俗欧洲所包容的众多宗教之一。可以想见，勒努维耶如此的开明让这本书给了教权主义重重的一击。
1907年，也就是《架空历史》第二版面世6年以后，爱德华时代一位文采斐然的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应《威斯敏斯特报》编辑的建议）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中获胜”。和吉本一样，特里维廉对过去的另类假设让人更感到沮丧而非鼓舞。拿破仑获胜后，征服了欧洲，英国由此又走上了“专政与愚民主义的老路”。拜伦领导的革命被残酷镇压，一群年轻的激进分子被驱赶至南美洲潘帕斯草原，在那里为自由而战。拿破仑这位“旧制度与民主自由的敌人”最终在1836年死去。总之，没有滑铁卢战役便没有辉格党的历史。
尽管特里维廉有这样的尝试，许多严肃的历史学家还是不愿意在这种研究方式上下工夫。25年后，当J·C·斯夸尔汇编类似的反事实文章时，撰稿的11位作者也多是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斯夸尔的《假如事情并没这样发生》完全是一副自我贬低的基调，连副标题都是“堕入想象的历史”。斯夸尔在一开始就承认，作者们并非是“在同样的现实基础上写作，他们中有些人在文中融进了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臆测”；他们的有些想象让他想起了约翰逊的话：“一个人不必在墓志铭中发誓。”不幸的是，斯夸尔所写的导言自身就像是这本书的“墓志铭”。反事实历史“没什么用处，也没人想知道”，他最后的结论听上去充满了挫败感。也难怪这本书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斯夸尔的书是否让一代人不再相信反事实历史的概念了呢？对于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历史学家将反事实假设看成仅供消遣的游戏，书中个别文章也确实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菲利普·圭达拉在《假如摩尔人在西班牙赢得胜利》中反事实地假设了1491年西班牙在兰哈龙战败，此后格拉纳达这个伊斯兰王国在阿拉伯人领导的文艺复兴中成为中心，并在18世纪发展为一个帝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迪斯雷利最后成了格拉纳达的重臣。）G·K·切斯特顿的想象也很怪诞：“假如奥地利的唐·约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异母兄弟）娶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会有怎样的历史？”这成了一则反宗教改革的传奇。这对王室夫妇携手合力让加尔文教在苏格兰销声匿迹，随后两人继承了英国王位，宗教改革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H·A·L·费希尔在《假如拿破仑逃往美洲》一文中想象的是波拿巴横渡大西洋，会同玻利瓦尔的军队从天主教会和君主制度中解救了拉丁美洲（而不是一味地想要成为柏勒洛丰）。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假如拜伦成为希腊国王》的想象则更离谱。拜伦于1824年因染热病死于米索朗基，但这篇文章却让拜伦死里逃生，最后还变成了怕老婆、日益昏庸的希腊国王—乔治一世（1830~1854），读来很是别扭。（比如，在尼科尔森的笔下，拜伦最不朽的功绩是“弄走雅典卫城顶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原地仿造了一所纽斯塔德修道院”。）米尔顿·瓦尔德曼的《假如布思没能击中林肯》相比之下要严肃一些。他把林肯刻画成一个性情古怪、“受挫的独裁者”。林肯让南北方达成了彼此宽容的和平，但双方都不满意，他因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整日在议会上与复仇心切的同党不断争论。1867年，在为最后一场注定失败的竞选耗尽心力之后，林肯终于任期届满。至于斯夸尔自己的文章《假如1930年的人们发现培根的确曾是莎士比亚作品的代笔人》，几乎可以成为当时《笨拙》杂志的亮点（但这个杂志很可能更天马行空地反过来设想莎士比亚是培根的代笔人）。罗纳德·诺克斯颇具讽刺意味地设想了“1930年6月31日”当天的《泰晤士报》，大意是把一场胜利大罢工的日期填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