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些建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人，“就是以此为右派国民党员做帮凶”。
这也不新鲜。马尔丁诺夫们和唐恩们总是指责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推行独立的阶级路线，就是以此为反动派做帮凶。从1904（阿克雪里罗得阿克雪里罗得（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1850—1928）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自19世纪70年代初起为民粹派分子，“柴可夫派”小组成员。1883年参加“劳动解放社”。1900年为《火星报》编委，1903年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取消派分子。敌视十月革命，流亡国外鼓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译注的地方自治斗争）到1917年间，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论战，有四分之三都是围绕着这个理由进行的。《真理报》的文章没想出任何新东西。它继续说：“他们不明白，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之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加入国民党”不知不觉地被“合作”所偷换。编辑部是否想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只有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才是可能的？蒋介石的观点就是这样，他声称，只承认作为守纪律的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员。
诡辩地把“合作”等同于“服从”，《真理报》为右派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员锻造了武器，据我们所知，他们的领导核心于去年6月15日赞成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的观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基本概念阉割到什么地步，才能声称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就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领导角色和被领导角色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
但就合作本身而言，《真理报》说得太过头了。结果是，中国革命完全局限于国民党中。事实上，无产阶级在与劳动群众和城乡居民受剥削的底层的合作之外，其领导角色才是不可能的。从国民党妨碍无产阶级展开这类合作时起，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就是犯罪。无产阶级先锋队与被压迫群众之间合作的最可靠、正确、充分的方式，只能是也应该是苏维埃。与国民党的合作应该转移到苏维埃的基础上，即数百万群众的组织。在为苏维埃所做的宣传中，解释其意义时，在中国工业中心建立最初的示范型的苏维埃时，共产党应该占据领导地位。应该迫使国民党与苏维埃看齐，应该帮助那些想投到反动派阵营中的人公然这样做。《真理报》认为，这是为右派做帮凶。事实上这是为革命而斗争。当我们把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从革命的领导组织中抛开之后，我们在群众中就会强大十倍百倍。难道我们已经连这点都不能明白了？说什么退出国民党就是消灭革命，纯属胡说，可怜的、庸俗的胡说！说什么革命完全局限于右派在其中发号施令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被封住嘴巴的国民党内，是胡说八道。
《真理报》的整篇文章都是建立在这些理由上的。就其基本倾向来说，它与《共产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加里宁和鲁祖塔克的原则性声明完全吻合。在这条路上的一切几乎都已经说尽了，早就应该离开这条道路了。
1927年4月5日
仅仅局限于工人，当然不行。国民革命军现在在革命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军队的成分不是单一的。其革命性的内在保障是完全不够的。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军队内部的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发展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的速度可能是极其迅速的。革命性的保障在哪里寻找？答案是清楚的：在底层，在中国的群众中，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性中，在他们与工人的真正的合作中。这个合作怎么组织？我们的革命已经揭示了其历史形式：与工人苏维埃联系在一起的士兵苏维埃。应该从最大的工业中心的卫戍部队开始。士兵的思维和感受应该和上海、汉口等地的工人一样。上海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至少应该具有1905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国家生活发展中的意义。
但不能局限于军队。应该尽可能地把城市居民的半无产阶级下层吸引到苏维埃制度中，克服他们的分散性。
与此同时，需要把苏维埃扩展到农村，为此利用现成的农民组织，深化和激化它们与地主富农武装队伍的斗争。
但这些苏维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须知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或是政权机构。然而在中国，存在着国民党任命的政权。会不会由此造成双重政权？这个双重政权是否会成为“反动派的帮凶”？
这样议论的人是因为不明白，中国革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双重政权时期，即经过这样的时期后，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觉醒的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将与今天的政府争夺政权。双重政权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对今天的状态来说，它是革命的进步阶段。
但须知布尔什维克曾反对过双重政权。对，那是在布尔什维克把革命从双重政权引到更高的阶段——单一的苏维埃政权——时。现在中国的任务还不是这样。首先需要创建苏维埃，即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活动，不是以肤浅的——现在已经是十分反动的——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形成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合作，而是在苏维埃的广阔舞台上。在中国还没有苏维埃、绝大多数劳动者还不知道苏维埃时，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荒谬的。应该从创建苏维埃开始，在现在的条件下，苏维埃就能开辟双重政权的时代。只有在这个双重政权的基础上，将能也应该能在“全部政权归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工作。
1927年4月6日
列宁十分尖锐地把落后的、受压迫的国家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压迫国家对立起来，但这根本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规律对前者来说可以废除。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受压迫国家来说，其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融合在一起。在这场战争中，无产阶级不是作为失败主义者，而是祖国的保卫者出现，虽然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祖国。为什么？其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支持民主革命，虽然它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不把这两者进行对比，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对交战双方——广州和英国——平淡的和平主义的中立。第二国际的立场实质上就是这样。
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战争是阶级政治的形式之一。资产阶级甚至在其部分卷入革命或革命战争时，也力图以劳动者为代价进行革命或战争，尽快与反革命势力——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与外国帝国主义——达成协议，仍是以本国劳动群众为代价。因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所有基本革命战略原则，对民族解放战争也同样适用。中国民族民主统一的道路有两条，正如革命战争的两种方法一样：一条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另一条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列宁不仅尖锐地把殖民地解放战争与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对立起来，要求支持前者并进行反对后者的斗争，还不懈地提示，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决议中，没有一字讲到无产阶级一定要在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投入斗争，就不用说共产党一定要加入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了。相反，决议要求无产阶级反对担任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