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个政策的领导人认为事态发展的进程如下：首先取得国民革命军的彻底胜利，即直到统一中国；然后我们再开始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分开。这个概念是彻头彻尾孟什维主义的。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这个概念下，我们不是变成历史的阶级力量，而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某种非阶级的观察。这样在第一次转折中可耻地跌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占领上海就是这样的转折关头。
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拒绝支持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看来也不能拒绝加入国民政府。但关于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组织独立，即它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一天也不应该再拖延。我们已经太迟了。共产党人可以和国民党组成一个政府，但那要在组成政治联盟的政党彼此彻底脱离的前提下。当初我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匈牙利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这样，指责他们实施政党融合，顺便说说，这正是匈牙利革命如此迅速失败的原因。
可以继续与三民主义调情吗？！它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桎梏，明天将成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主要武器。我认为，这样的调情是犯罪的。但为了割断三民主义的脐带（应该有人来割断它），需要独立的共产党。共产党内的革命筛选——即它的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布尔什维克化——无疑将在这点上进行。
以民族压迫为借口来为孟什维主义辩护，是绝对站不住脚的。首先应该回忆，整个第二国际从沙皇专制压迫出发，不仅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而且与社会革命党人统一（饶勒斯饶勒斯（Jean Jaures，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5年起）右翼领导。1905年创办《人道报》。他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7月31日）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译注、王德威尔得王德威尔得（mile Vandevelde，1866—1938）比利时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1900年起为第二国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1894年起为国会议员。1914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1937年以前曾担任大臣职务（外交、司法等）。——译注等）。好像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似的！在格鲁吉亚、芬兰、拉脱维亚等国中，沙皇专制压迫采用了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形式，比英国甚至日本对中国的压迫更加明显。但是，由此不该得出结论：在格鲁吉亚、芬兰或拉脱维亚不应该建立独立的共产党。
我以为，应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再次对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而是把它变成派别诬陷，这样的危险当然存在。但当事情确实关系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时，还能沉默吗？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22日
致阿尔斯基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т2，стр211—215。
亲爱的阿尔斯基阿尔斯基（Аркадий Осипович Альский，1892—1939）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3年被开除出党。——译注同志：
感谢您寄来的书，今天一天内，我就饶有兴致地把它读完了，受益匪浅。您反对把南方国民政府称为工农政府，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界定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在具有巨大阶级矛盾的上海被占领之后，它应该格外明显地暴露出来。
但正因如此，我认为您有一个瑕疵，这在141页上表现得格外明显，您在那页上说，在中国形成了“两个尖锐敌对的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另一方面是“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和部分爱国的中等资产阶级……”事实上，在中国有三个阵营：反动阵营、自由派资产阶级阵营和为争取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下层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阵营。诚然，在1926年之前，这个区分暴露得不如现在清楚，但在那时，它就是事实。您的书在1927年出版，补充说明这一情况是极其必要的。如果不是您对米夫米夫（1901—1938）苏共党员。1925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1年初赴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操纵选举，让中山大学学生王明等人成为政治局委员、常委，让权力全部掌握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后一个时期，他把中国共产党控制在手中。1936年回苏联，任东方大学校长。米夫长期研究中国问题。1938年在大清洗中，他被逮捕枪毙。——译注的书的批评，您在许多地方的评价，特别是在141页上的，会给我认为是极端错误的和危险的结论提供支撑。今天形态下的国民党制造了两个阵营的幻象，促成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假象，可能是为了方便它的背叛。另一方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广东军队的战绩为依据，证明无产阶级政策完全正确，就纯属招摇撞骗和背叛马克思主义了。工人和革命士兵夺取了上海，这很好。但还有问题：他们是为谁夺取了它？如果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两个尖锐敌对的阵营”，那就十分清楚，上海从一个阵营的手中转到了另一个阵营的手中；如果记住在中国有三个阵营，上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为争取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等同于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后者只能有条件地提出，只能在世界革命发展的前景中提出。认为当今中国在自己现有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上，能够以自己的力量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只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的无知。这种概念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歹毒的漫画，并把后者搞到荒诞的地步，如果它能
一劳永逸地把这类胡说八道从它的活动场地中清除出去的话，它对共产国际还是有益的……这样，如果关于中国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现在有纯粹的或然性，它完全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那么关于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问题，现在就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对教育其中的无产阶级和它的党有了最直接的意义。
我们知道，革命进程是多么复杂和矛盾，何况是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较落后的国家中。革命可能还要经历一系列的涨潮和退潮。在革命进程中必须首先保证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从三个阵营的角度评价革命，能够为争取在第三个阵营中的领导权，从而争取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权而斗争。
应该说，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在中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不是适应昨天的组织—政治传统（今天的国民党就是这样的传统），正是沿着苏维埃路线进行的阶级力量的聚合，才能适应革命的新阶段。在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之后，怎么改造国民党呢，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它是次要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它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最紧密的合作形式——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或是政权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