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郭岐看到“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尸体”完全是事实。但把20000多具尸体说成都是军人的尸体与事实就有出入了。前面提到，燕子矶集体屠杀中被屠杀的多半是难民，而被解除武装或穿便衣的军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上新河、下关、草鞋峡等地的集体屠杀也都是难民多于军人。这个事实我在下面还要继续谈及。
1965年，南京对外文化协会的江良，在日本“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南京时，曾对该团体成员说：
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曾汇集了约10万难民。日本军从三个方面追赶而来，用10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杀了。据仅有的幸存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带都可闻到这种气味。([日]山冈繁著《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9页)
可见，燕子矶的集体屠杀不是个别人的道听途说，而是有广泛的文字记载，不能视为谎言或误传。既是事实，必定还有其他证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除依靠军统、中统、警察厅及各行政机构进行统计外，还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对燕子矶的集体屠杀，调查人李龙飞在1945年10月1日的呈报中说：
罪行事实：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间，在燕子矶一处，杀毙我解除武装青年在五万人以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同日，中央统计局职员陈万禄向组织呈文报告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敌人有计划之恐怖行为，敌占南京时任意杀戳。在燕子矶江滩我解除武装被其杀害者五万人以上。
可以肯定，李飞龙的报告来自在燕子矶当地调查报告。后者则是情报，材料的来源很可能就是李飞龙调查的结论。二者不可忽视的缺陷都说我解除武装者”，没有提到被杀害难民的数目。
陈光敬叙述日军在八卦洲集体
屠杀军民致广松信函
(1945年12月27日)
广松先生台鉴：来表得悉令郎怀金君给敌人残杀，至感痛心。本人决代转呈上峰，与敌人结算此一笔血帐，为死者申冤。又八卦洲一表，所填未详，闻该处欲渡江之军民，约10万，俱给敌人扫射，尸体蔽江，江水停流，此千古浩动，有心人莫不发指。
前面已经提到：燕子矶江滩与八卦洲隔江相望，若是睛天而江上又无雾，对岸停靠的船只肉眼都能数出。而八卦洲虽有内江和外江之分，但洲内并无很集中码头，不可能一处集中“约10余万”人。燕子矶江滩集聚的约10余万人，也不是单纯去八卦州的，而包括直航江北的卸甲甸、通江集、九里埂、沙洲桥、划子口、大河口以及内河东沟、瓜埠、六合等地。所以陈光敬先生的“又八卦州一表……约10余万”指的就是燕子矶江滩上集聚的“约10余万”人之众。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在燕子矶被集体屠杀的一说是2万以上，一说是5万人以上，有的则说约10余万人。这三个数字到底哪一个数字正确可靠呢 从材料的来源看，郭国强是屠杀现场的目睹者，称得上是第一手资料，可靠性最强。但三台洞和燕子矶江滩有一定距离，所目睹被屠杀的人数和对象就不那么准确；然而可准确地证实燕子矶江滩上发生过集体大屠杀。唐广普的证言可证明“燕子矶街道上有那么多被屠杀的对象。郭岐的叙述证明燕子矶集体屠杀后留下的部分惨状。说其是部分，一是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大部分汇入江中的激流冲到长江下游去了，只是在回水湾处才残留下少量尸体。二是残留下的尸体中可能还有上新河、下关等地集体屠杀被江水冲下来的尸体。
其他资料的来源当然是来自当地群众中的调查，具有相当的准确性，视为历史资料也完全是应该的。燕子矶的集体屠杀未能找到更多的幸存者和目睹者，客观上有其原因：第一、当地人先于难民逃到江北去了，留下的看家守门者已被日军杀害；第二、燕子矶本身就是过往客商的码头，由这里逃到江北去的难民散居在苏北、皖北，以致山东、河南等省；第三、八年抗战中这一带都是战场，或参加抗战而牺牲，或为民被日军屠杀；第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对整个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深度和广度都有限，许多很有价值的直接见证人被忽视；第五、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曾做了大量工作，但到后期，由于一些幸存者和目睹者死亡，失去了这一部分证人。但是，既然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不管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如何狡辩、抵赖，也不管日本投降时他们如何下力气去消灭罪证，但总会有些证据留下来了。
日军在南京销尸灭迹15万具就是证明。
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军民后，将尸体大部分扔进长江中，部分用汽油焚烧后掩埋，妄图以此方法来销尸灭迹，逃避罪责。
据可靠材料证明，仅1937年12月14日至18日这5天中，日军就销毁尸体15万具，其中包括2100名伤虽重却未断气的活人。现已查明，由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处理掉”下关地区的尸体10万具，由城内作战部队“处理掉”城内的尸体5万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