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比高”到“卡默丹”
随着时间的推移，嘉比高作为对应中方公司的以色列实体，逐渐取代波哈莱斯教授原来承担的一大部分活动，特别是商业方面的任务。尤丹的很多业务都是从他的先行者那里接手过来的，一开始也多与农业有关。嘉比高公司为促进中国－以色列早期经贸往来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隐蔽真正身份的嘉比高公司也失去存在的必要，从此停止经营。尤丹先生转而开办另外一家公司，这时是属于自己的私人公司——“卡默丹远东公司”（Komodan Far East)。公司总部设在以色列，主营业务机构实际位于北京。从科尔商贸公司到嘉比高公司再到卡默丹远东公司任职的变迁，不但记录了尤丹先生进军中国市场的成功步伐，而且反映了中以两国商贸乃至政治外交关系的长足发展。
显然，和有着浓厚政府背景的中国公司建立对口关系，这使尤丹先生在中国开展工作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听说在当时，经管国家重大技术设备进口工作的是江泽民先生，即后来的国家主席。所以不足为奇，据尤丹先生本人透露，1998年以色列总统威兹曼先生访问中国并会见江泽民主席时，曾经提到嘉比高公司。当时江泽民主席不但记得公司的有关情况，而且知道尤丹的名字。尤丹先生在中国工商活动中享有非同一般的待遇，曾在不同场合会见过中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不少政要。在远东公司的档案材料中，既有尤丹先生和本国领导人佩雷斯总统、埃胡德·奥尔默特前总理的合照，也可以找到他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和一些部长们的留影。尤丹先生利用他所处的这种关系优势，方便而迅速地接触到全国各地各领域不同级别的客户，探索到一个又一个商机，不断在中国工商界扩大其影响。
尤丹先生在中国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办成功近30个商业项目，布及中国几乎所有省区。现在卡默丹已是入驻北京商业中心区豪华办公大楼、拥有可观数量员工的一家大公司。它代理以色列十多家知名企业的中国业务，其名声跨越几千公里的空间距离，深入两国工商业界。可以说，尤丹先生树立了以色列犹太人在中国经商成功的范例。
话说回来，尤丹和两边国家领导人的接触机会，与其说是他事业成功的秘诀之一，倒不如说是对他出色的商业能力的一种奖励和回报。尤丹先生的成功，最根本还是仰赖于他自身的才智和努力，靠他有一支勤劳有效的员工队伍。
尤丹总是风尘仆仆但又从容不迫的样子，和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永远保持着和蔼的笑容，让你感到他是来和你交朋友而不是商谈生意，讨价还价。当遇到难解的分歧时，他会理性地避开无谓的激烈争执，巧妙地将问题留待双方冷静过后慢慢解决。他可能尽量作出某些让步，但也善于为坚持自己的利益底线而和你周旋，总之他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成功的机会。低调，可以说是尤丹先生行事和做生意的风格特点。和他做生意，即使没有谈出结果，但不会不欢而散，最终总会像中国俗话所说，“生意不成情谊在”。因此便不难看出，尤丹先生在中国工商界何以有这么好的人缘，他的生意何以屡屡获得成功。
常说跨国公司要取得成功，离不开员工队伍的本地化，尤丹先生和他的驻华公司当然也不例外，或者更准确地说，尤丹先生实践本地化概念更为得力，更有远见。还在开创自己的公司之初，开始和中国公司密切接触的时候，尤丹先生就已在思考他的中国员工人选，他甚至将眼睛盯在了华泰公司身上。不久，该公司一位从事以色列贸易的骨干出乎意料地提出辞职，消失过后，转眼之间竟然进入尤丹手下公司并成为他的一名高级助手。
谈到这段插曲，话友显得颇为无奈，但他绝无意思怪罪任何人。市场经济嘛，谁叫你不去注意，或者说手中没有更好的条件留住人才呢？中方公司的领导层还跟不上经济环境变化的步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司的任务本来是要吸收和引进人才，不料自己的人才却先被人家挖走了。不用说，这位变换了角色的经理人员，以他手中掌握的资源可以为所在公司发挥不可多得的作用。所幸的是，人是换了岗位，但依然是在为促进中以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服务。
尤丹先生有若干本地员工从一开始就追随他的公司，在十多年时间里为嘉比高到卡默丹的业务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样一支优秀、敬业的本地化团队，无疑是尤丹先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