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浪漫。”她毫无表情地说，仿佛流露感情会让她的话失去影响力。她的目光又回到办公桌上去了。
我仰头靠在办公椅上，但手指尖仍然撑在桌面上的玻璃边上。“梅丽莎，什么很浪漫？”
她仍旧低着头说：“那次散步。”
啤酒已经喝光。凯蒂还没打电话来。我已经放弃购买伦纳德医生的仿真羊皮的想法，不打算再把它作为未来内装房子的材料。我需要再喝一瓶雷尼尔啤酒，还需要有人作伴。因此，我用力扣上帽子，将羊皮夹克的纽扣统统扣紧，迈步走出房子，走进漫天飞舞的阵雪之中。我打算顺着那条铺过路面的公路开半英里，到小红马酒馆去。我在木板上站了一会儿，听着夹杂在风声中的某种声音。原来是天鹅正在离地面仅仅30英尺高的空中拍动翅膀，奋力飞往南方。它们一边飞翔，一边互相发出警告的叫声。也许它们已等了太久，急着要离开。也许我也一样。
远处，那盏小红马霓虹灯仿佛在黑暗中慢跑，旁边的砂石停车上停着几辆卡车。我把车开得更近一些时，看到酒吧内的灯没亮，心里一阵惊慌，以为必须把车开回城里去买啤酒。我把车停下，看到几个人影在黑乎乎的窗户后面晃动。不可能是停电了，因为那盏小红马霓虹灯还在我的引擎罩和挡风玻璃上方发着微光。我走进狂风中，推开酒馆的玻璃门，差点和小红马的主人兼伙计立熊亨利撞了个满怀。
我和亨利从小学起就认识了，是不打不相识。我们在饮水器边打了一架。他用一记从黑丘学到的左摆腿把我的两颗牙齿踢松了。高中时，我们常在架线工人的挖的壕沟里打架。毕业后，我上了南加州大学，延期入伍，被分到海军，去了越南。亨利曾在伯克利大学半心半意地体验了白人的教育体制，并学到足够的知识对其提出抗议，最后竟然因为自身的努力获得嘉奖，去越南安科和特种部队特遣任务小组一起度过了为期四年的假期，费用全免。亨利说，他是在那里才了解到白人的真正观点和力量所在，知道了自己可以用最有效的方式杀死很多人。
回到美国后，亨利曾试图重上大学，但发现自己接受教育的能力已经下降。七十年代，他重新投入政治活动，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曾是每次美国土著人运动有影响力的成员。但是，他渐渐认识到，革命是年轻人的事。他祖母去世后，他回到阿布萨罗卡县参加祖母的葬礼。他是祖母一手带大的，祖母还不知从何处弄到一大笔钱留给他，让他得以和基金会做了一笔生意，将一个旧的车站——交叉路口唯一的公共建筑——改建成一个酒馆。他将酒馆取名为“小红马”。据说亨利读过许多斯坦贝克的作品。开这间酒吧对基金会有利，即使不为别的目的，至少也能避免穿橡胶雨鞋的当地人走进基金会那些铺着东方地毯的会议室。
我们看着对方，他脸上还是那副自我贬低的表情，但其中通常隐含某种意义。“伙计，来喝酒？”他说着递给我一瓶打开的雷尼尔啤酒，用另一只手里拿起一个看似轮胎十字扳手一样的东西。我从撞球室往酒吧区看去，隐约看到八个人坐在吧凳上。装啤酒的冷藏柜发出的微光勾勒出他们的身影。今晚生意不错。我喝了一小口啤酒，跟在他后面走到屋子另一端。他好像正准备拆那堵墙。他靠到乱糟糟的墙上，把十字扳手的平端伸到装饰酒吧内墙的薄木板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