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要增加贷款放发,就要求借款人增加抵押的资产。这就是说,可供抵押资产的增量是货币创造增量的第一个支点。讲过了,在资产形成方面,中国特色异常耀眼,其中的最亮点就是条条块块政府连同掌控的公司,都可以动用征地权把原本农民的集体土地直接变成国有资产,并以此满足增加向银行贷款的抵押条件。这是“供地融资”的关键环节,也是货币创造方面的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数量型调控工具”--直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中国货币调控的一件主打武器。原本我对有关的说明并不接受,不过听多了,不由得想想处理此事的央行官员总有他们来自操作实践的道理。现在我想通的原理如下:在中国特色的资产形成、抵押和信贷发生过程中,由于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都是数量型手段,所以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也必须以数量型为主才比较对路。否则,在物价之火上了房的紧急情况下,用价格型工具调控本质上靠数量型手段加速创造出来的货币,不免远水不解近渴。行政长官一声令下形成的土地资产和由此增发的信贷流量,由央行官员一声令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收紧,才比较对路和管用。讲到底,在几年前本文作者戏称“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里,向对价格不敏感的主体挥舞价格工具,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
小结一下。货币运动和货币调控,逃不脱“多中有一、一中有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所有货币运动和调控中那些共性的问题,而且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那些环节。依重要性排列,我以为是:央行的多政策目标,用基础货币干预汇市汇率,以总量有缺口、回收有时滞的央票对冲,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以及数量型工具为主的货币调控。对这些环节多做些功课,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货币运动和货币政策。
2011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