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街上的馆子还保留着格林尼治村意大利饭馆的风格——红格子桌布，稻草包着的基安蒂酒瓶做烛台，背景音乐放的是西纳特拉的唱片。服务员还记得我们，说我们的前菜和主菜点得都不错，也没哄我们点葡萄酒。东西很好吃，我们吃得很悠闲。我谈起杰克·艾勒里，还说我正在调查是谁杀了他。
“或者说谁没杀他，”我说，“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使命。如果我可以排除他第八步清单上的人，他的保证人就觉得问心无愧了。如果你能确定你知道的东西不值得分享，就不要告诉警察。”
“刑法不就是这么规定的吗？”
“你是在开玩笑吧。不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就算他真的知道谁是凶手，也没必要上报。他不是司法人员，而是普通公民，虽然不能跟警察说谎，但可以保持沉默。”
“你需要做的就是排除清单上剩下的名字。这比抓住凶手简单，对吧？”
“嗯，除非凶手就在名单上。那样想要排除他就困难了。”
我们又讨论了一会儿。她问我如果所有的名字都排除了，我真能放下这个案子，没别的感觉吗？我说我会觉得我值那一千块钱。
“真的，马修？哦，我倒不是说你不值那钱。但你不觉得这事儿没做完吗？”
“为什么？”
“因为杀害杰克的凶手还逍遥法外啊。”
“他又不是头一个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有很多杀人凶手逍遥法外。以前要是我们抓了罪犯，案子又没办成，我会很恼火。要么是地检署搞砸了，要么是证据不足，要么是陪审团那十二个笨蛋居然没法下决心去做正确的事，我们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彻底忘掉这种挫败感，因为对案子投入感情在所难免。不过慢慢也就习惯了。”
我们又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起聚会。“往空瓶子里撒尿我能理解，”我说，“屋子太大，卫生间在客厅的那头，也许里头还有人。刚好有一个空瓶子，如果是男人，又有东西可以瞄准——”
“这东西当时又干不了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