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 上海
我问我妈妈：“如果明天我死了，你能不能接受？”
“不能。你还年轻呢，别瞎说！”
“那你还能好好活着吗？”
“应该可以吧。”
“如果明天你死了，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肯定活得很糟糕。”
我没有开玩笑，我忽然发现如果父母离我而去，我没有信心可以一个人对抗生活。想要获得一个人也可以生存下去的智慧和勇气，比什么都难。这个愿望剧烈地膨胀，把我的安全感迅速挤出身体。
春节我和一个做投资的朋友阿朱去了北京。到北京的那天碰巧是情人节，我们在空旷的东三环桥下走着，找一家叫国贸烤翅的店。北京的夜晚始终不及上海热闹，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到王府井的那个夜晚，才9点钟呢，路上就没人了。我当时怀疑首都遭到了不明黑洞的袭击。
这天晚上也一样，两个单身大男人走在情人节的夜色里，路上没有见到任何一对情侣。黄色的路灯一盏盏从我们头顶过去。一年后，我身边的人换成了台湾女友，划过头顶的则变成一颗颗流星。
阿朱知道我已经决意要走，但他还是劝我：“你有没有想过，回国以后能做什么？”
“想过啊，”我说，“但是没想出来。”
“你会不会太冲动了？”
